卷首语

《大吴经籍志?史部》载：“《元兴帝实录》凡三十卷，记元兴帝萧珏靖难、夺门、治天下事，其中‘夺门之变’篇，详载‘吴哀帝旧臣方孝孺、练子宁借故君复位之名，构陷辅政大臣宋濂，矫诏夺权’始末，评语有‘权臣干政，固为乱源；借君名除忠良，乱之更烈’之论。成武三年夏，太保谢渊因旧党张文借‘太上皇帝萧桓’之名掣肘军政，夜阅此篇，抚卷长叹，书《鉴古思危疏》藏于枕中，备日后应对之策。”

此阅史之事，非仅“怀古伤今”之举，实为谢渊“以史为镜，辨权奸、明初心、防祸乱”的战略考量——旧党借君名构陷，类当年夺门之变中吴哀帝旧臣的伎俩；自身权倾朝野，恐落“权臣”之名重蹈宋濂覆辙；萧栎与萧桓的皇权纠葛，似元兴帝与吴哀帝旧怨的延续。今唯以谢渊视角，述其灯下阅史两个时辰的内心博弈，不涉旁支，专写“历史与现实”的镜像对照。

寒更孤烛对残编，往事沉沉映危弦。

鼎重难防霜刃暗，故鼎空留劫火燃。

腐骨仍萦亡宋策，孤剑长擎赤日悬。

休令汗简添新恨，肯把孤忠卫紫渊。

兵部衙门的夜静得能听见烛花爆裂的脆响，案上那盏锡制烛台已被烛泪裹成了乳白的疙瘩，蜡油顺着台沿往下淌，在青砖上积成小小的油洼。谢渊褪去绯色官袍，只着一袭素麻布衫，左臂那道三寸长的疤痕在微弱的烛光下泛着淡粉色——那是德胜门守城时，为护住装填火铳的小兵，被瓦剌流矢擦过留下的印记。案上摊开的《元兴帝实录》是内府秘藏的誊清本，纸页是宣州贡纸，虽历经百年仍柔韧厚实，只是边缘已被无数双翻阅的手摩挲得发毛，扉页“永熙帝御览”的朱印因年深日久，晕成了一圈淡红的云纹。

他指尖轻轻抚过“夺门之变”四个隶书大字，指腹触到纸页上一处凹凸的痕迹——那是前人在“方孝孺矫诏”四字旁留下的指甲刻痕，想必当年阅史者，也如他一般心绪难平。三日前玄夜卫北司指挥使秦飞递来的密报还压在实录下：被贬南京的吏部尚书李嵩，令门生张文在京师散布“谢渊总揽军政，欲效元兴帝靖难”的流言；更有甚者，张文托南宫太监向太上皇帝萧桓进言，求“赐手谕约束群臣”，明面上是尊奉故君，实则想借萧桓的名号扳倒自己这个“碍眼”的辅政大臣。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谢渊低声念着元兴帝的训诫，翻开实录第一卷。开篇“吴哀帝建文三年冬，元兴帝屯兵北平，旧臣方孝孺、练子宁矫诏削藩，欲诛帝以固权”的字迹，是当年翰林院编修用小楷誊写的，笔锋工整却透着冰冷的狠戾——那场发生在百年前的夺门之变，最终以元兴帝复位、方孝孺被诛、宋濂等十余位辅政忠良蒙冤告终，而引爆这一切的导火索，正是“借故君之名除异己”的卑劣伎俩。

烛火被穿窗的夜风晃了晃，将实录上的字拉成扭曲的影子。谢渊读到“吴哀帝旧臣以‘权臣干政’劾辅政大臣宋濂，帝初疑之，后因方、练二人伪造宋濂通敌书信，下濂诏狱，逾月斩于西市”时，指节猛地攥紧，手中的象牙镇纸竟在纸页上压出一道浅痕。他想起去年暮春，李嵩也曾以“私通宣府卫总兵”为由弹劾自己，若不是秦飞连夜率玄夜卫文勘房主事张启查出书信是伪造的，若不是萧栎力排众议拍案道“谢太保守京师之功，胜百封诬告信”，自己恐怕早已步宋濂后尘，成为诏狱中的一缕冤魂。

“权臣干政”四字被不知名的前人用朱笔圈出，旁侧有一行小楷批注：“凡劾‘权臣’者，当辨其心：若权为社稷用，虽权重亦忠；若权为私谋夺，虽权轻亦奸。”谢渊对着这行批注出神良久——这四字就像一把淬了毒的双刃剑，既能斩除真的乱政奸佞，也能成为构陷忠良的利器。当年宋濂辅政时，整饬吏治、疏通漕运、编练神机营，桩桩件件皆是为了大吴江山，却因手握军政大权遭旧党忌惮，最终被“权臣”二字送上断头台。如今自己身兼太保、兵部尚书、御史大夫三职，总领全国军政与监察百官，权势比当年的宋濂有过之而无不及，怎能不令旧党眼红、令朝堂之上的猜忌暗生？

他起身走到窗前，推开一条窗缝，夜风裹着南宫方向的寒意灌进来。远处南宫的宫墙在夜色中像一道沉默的黑影，萧桓虽被软禁在此，却仍是旧党眼中的“金字招牌”——就像当年吴哀帝虽已退位，方孝孺仍能借他的名号号召旧部；如今张文之流，也想把萧桓当成扳倒自己的棋子。谢渊摸了摸腰间的尚方剑，剑鞘上的铜环冰凉——他守得住德胜门的炮火，难道要栽在这些“借君名”的阴私伎俩上？

回到案前，谢渊捻了捻灯花，烛火重新亮堂起来，照亮了实录中夹着的一张泛黄的奏疏抄件——那是当年宋濂蒙冤前递上的《自辩疏》，上面“臣掌兵非为专权，乃为守土；臣监察非为树敌，乃为肃贪”的字句，力透纸背，墨迹中仿佛还能看到当年书写者的悲愤。可惜这封奏疏递到元兴帝案前时，方孝孺早已买通太监将其调换，最终宋濂至死都未能洗清冤屈。

谢渊拿起狼毫笔，在《自辩疏》的空白处写下“今日张文之流，与当年方孝孺何异？”墨汁滴在纸上，晕开一小片黑痕，像当年西市刑场上未干的血迹。他想起昨日萧栎召他入宫时的密语：“张文的流言，朕已知悉。卿但安心整饬边防，勿为浮言所扰。”帝王的信任像一团暖火，却也让他更加清醒——信任终是有限度的，若旧党持续构陷，若自己稍有行差踏错，“权臣”之名便可能从流言变成钉在史书上的定论。

案头的铜漏“滴答”作响，已是三更天。谢渊继续翻阅实录，读到“夺门之变当日，方孝孺率私兵三百闯宫门，以‘清君侧、诛权臣’为名，斩杀辅政大臣三人，血染丹陛”时，后背猛地泛起一阵寒意。他想起半月前，张文曾以“吏部需协调京营换防”为由，试图调动京营左卫——那支队伍中多是李嵩当年安插的旧部，若不是自己早有防备，令都督同知岳谦提前接管左卫兵权，恐怕此刻德胜门内早已乱作一团。

夜露渐浓，窗纸上凝满了细密的水珠。谢渊翻到实录的末尾，元兴帝亲写的评语赫然在目：“夺门之变，非君不明，非臣不忠，实‘借君名乱政’之祸也。为君者，当辨流言、察忠奸，勿为虚名所惑；为臣者，当避权嫌、守初心，勿为权势所迷。”这几行字如醍醐灌顶，让他纷乱的心绪瞬间清明——自己要做的不仅是驳斥流言，更要主动避嫌，让“权为社稷用”的初心昭然若揭，不给旧党留下任何构陷的口实。

他铺开一张桑皮纸，略一思忖，写下三条对策：其一，奏请萧栎将京营五营兵权拆分，自己仅保留战略调度权，具体兵权分属岳谦（督同知，掌左、右营）与宣府卫副总兵李默（掌前、后、中营），相互牵制；其二，令秦飞彻查张文与李嵩的往来书信，重点核验南京方向的驿传记录，掌握旧党串联的实证，先发制人；其三，建立“军政联署奏请”制度，凡调粮、发兵、任免将领等要务，需兵部与御史台共同签章方可奏报，既显程序合规，又避“专断”之嫌。

写完后，他将对策折好，与《元兴帝实录》一同锁进樟木箱中——樟木的香气能防虫蛀，就像这些历史教训能防“政治蛀虫”。烛火已燃至烛台底部，只剩下一寸长的烛芯，却仍顽强地跳动着。谢渊望着这微弱的火光，想起《实录》中记载的宋濂临刑前的绝笔：“丹心昭日月，碧血护山河，虽死无憾。”他暗下决心，若有一日需以性命证清白，自己亦当如此，绝不让“借君名除忠良”的悲剧在今日重演。

就在此时，门外传来极轻的脚步声，秦飞一身玄色劲装，手里捧着一封火漆封口的密信，躬身入内：“大人，属下刚截获张文派亲信送往南京的密信，上面写着‘若借太上皇帝手谕劾渊不成，便令京营旧部借粮饷不足为由哗变，逼帝换帅’。”谢渊接过密信，火漆印是“吏部主事”的官印，拆开后，里面的字迹潦草却透着狠劲，落款处“李嵩”二字的私印，经他一眼便认出是伪造的——当年李嵩任吏部尚书时的私印他见过多次，这枚印鉴的字体弧度明显不符，显然是张文为栽赃而仿刻的。

“狗急跳墙罢了。”谢渊冷笑一声，将密信递给秦飞，“你即刻持此信入宫见陛下，奏请下旨将张文调往南京礼部任闲职，限三日内离京。若他抗旨，便以‘抗旨乱政’论处，令玄夜卫直接拘押，交刑部审讯。”秦飞躬身领命，又犹豫道：“大人，若处置张文时牵扯到太上皇帝，恐落人口实？”谢渊摇头：“只罪张文一人，提都不提南宫一字——旧党想拉太上皇帝下水，我们偏不让他们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