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展示诚意，忽必烈还提出“三项承诺”：一是“家眷迁中都”，将自己的妻儿从漠南王府迁往中都居住，作为质子，以示忠诚；二是“军费自筹半数”，漠南屯田的粮食供应军队半数粮草，仅需朝廷拨付三成军费，剩余两成由漠南的商税补充；三是“每季度奏报军务”，定期向枢密院、白虎堂汇报军队训练、边境动向，接受监督。“萧大人，”忽必烈目光诚恳地看着萧虎，“本王求掌兵，非为一己之私，而是为朝廷守好漠南，为萧大人分担草原防务的压力。”
萧虎听完忽必烈的陈述，并未立刻表态，而是继续翻看《漠南军务疏》，疏中不仅有数据、计划，还有漠南民兵的训练手册、驿路防护的方案，甚至包括应对草原异动的预案，可见忽必烈确实做了充分准备。“王爷的准备很充分，”萧虎缓缓开口，“但掌兵是大事，本王需与枢密院商议，再奏请陛下，不能立刻答复王爷。”忽必烈早有预料，点头道：“萧大人谨慎行事，本王理解，只求大人能尽快商议，漠南的冬季不等人，若开春前不能完成军队部署，恐难应对草原的春季异动。”
面对忽必烈的求兵诉求，萧虎并未轻易表态，而是从“军务需求、朝局平衡、宗室制衡”三个维度进行权衡——既要考虑漠南防务的实际需要，也要兼顾朝廷对宗室的态度，还要避免兵权过度集中或分散，每一个决定都关乎中都与草原的安稳，需谨慎再慎。
首先是“军务需求的考量”。萧虎深知，漠南防务确实存在短板——当前禁军主力集中在中都与漠北，漠南仅五千禁军，且多为新兵，缺乏实战经验；白虎堂的草原细作营虽能提供情报，却无作战能力，若草原诸王真的南下，漠南的防线很可能被突破。忽必烈的漠南民兵有实战经验，且熟悉当地情况，若能整合为正规军，确实能填补漠南的防务空白。“三万兵的规模不算大，且受枢密院节制，”萧虎在心中盘算，“若能配合禁军与细作营，漠南的防务会更稳固，朝廷也能减少对漠南的军费投入，这对军务而言是有利的。”
其次是“朝局平衡的考量”。元代自开国以来，便存在“宗室与重臣”的权力平衡——宗室掌边兵，重臣掌中枢兵，相互制衡，避免一方独大。脱欢事件后，萧虎因平叛有功，兵权日重，朝中已有官员私下议论“权臣专权”，若此时拒绝忽必烈的求兵诉求，很可能被视为“独揽兵权”，引起皇帝与其他宗室的猜忌。“让忽必烈掌漠南兵，既能分散兵权，也能堵住悠悠众口，”萧虎心想，“朝廷需要宗室参与防务，以显示‘宗室与朝廷一心’，这对朝局稳定是必要的。”
再者是“宗室制衡的考量”。当前草原诸王中，察合台系、窝阔台系对朝廷仍有二心，拖雷系作为“支持朝廷的宗室”，若能掌有漠南兵权，可对其他宗室形成制衡——忽必烈的漠南军队，既能防备草原诸王南下，也能牵制其他宗室的势力，避免他们联合起来对抗朝廷。“拖雷系与朝廷的利益一致，忽必烈又是拖雷系的核心人物，让他掌兵，比让其他宗室掌兵更可靠，”萧虎分析道，“且忽必烈愿将家眷迁中都，作为质子，这进一步降低了他‘叛乱’的风险。”
不过，萧虎也有顾虑：一是忽必烈的“汉法倾向”——忽必烈在漠南推行汉法，重用汉臣，这与部分蒙古贵族的主张不符，若让他掌兵，恐引起蒙古贵族的不满；二是军队的“协同问题”——忽必烈的民兵与禁军、白虎堂的协同是否顺畅，能否做到情报共享、指挥统一，仍是未知数。“这些顾虑需在后续的商议中解决，”萧虎对自己道，“可先同意忽必烈参与漠南军务，再逐步推进掌兵事宜，观察他的表现后再做最终决定。”
权衡再三，萧虎对忽必烈道：“王爷的诉求，本王大致清楚了。漠南防务确实需要加强，王爷的实绩也值得认可。但掌兵需经枢密院会议商议，再奏请陛下批准，本王无法独自决定。不过，本王可先奏请陛下，让王爷暂代‘漠南军务提调’一职，参与漠南的军务谋划，协助禁军训练民兵，待开春后，再根据王爷的表现，商议正式掌兵事宜。”这一决定既给了忽必烈机会，又保留了控制权，兼顾了军务、朝局与制衡的需求。
忽必烈与萧虎在殿内谈判时，殿外的中都已暗流涌动——其他宗室、中枢官员、甚至草原诸王的眼线，都在密切关注白虎殿的动向，他们的反应与态度，既影响着朝廷对忽必烈求兵的最终决策，也为后续的权力博弈埋下伏笔。
首先是“宗室的复杂反应”。在中都的宗室中，态度分为三类：支持派以拖雷系的宗室为主，如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此时在中都养病），认为“忽必烈掌兵可提升拖雷系的地位”，旭烈兀甚至让幕僚去联络其他拖雷系宗室，准备在枢密院会议上为忽必烈发声；反对派以阿里不哥（忽必烈的弟弟，专注于草原部落联络）为首，他认为“忽必烈推行汉法，偏离草原传统，若掌兵会损害宗室利益”，阿里不哥的眼线在白虎殿外徘徊，试图打探殿内的谈判结果，以便提前应对；中立派则以窝阔台系、察合台系的宗室为主，他们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而是观望局势，若忽必烈掌兵，便考虑与他合作，若被拒绝，便趁机争取朝廷的信任，谋求其他职位。
其次是“中枢官员的讨论”。枢密院的官员们在“枢密院偏厅”等候消息，王判官（此前与忽必烈有默契）首先发言：“忽必烈在漠南的实绩有目共睹，让他掌漠南兵，可减轻禁军压力，节省军费，是好事。”但禁军统领却有顾虑：“民兵与禁军的训练方法不同，协同作战恐有困难，需先经过磨合，不可贸然让他掌兵。”户部尚书则关注军费：“若忽必烈能自筹半数军费，户部支持；若仍需朝廷全额拨付，户部难以承担。”官员们的讨论各有侧重，却都认可“漠南需加强防务”，只是对“谁来掌兵”“如何掌兵”存在分歧。
再者是“草原诸王的眼线活动”。察合台系、窝阔台系的眼线在中都的“西域商栈”聚集，讨论忽必烈求兵的影响——一名察合台系的眼线道：“忽必烈若掌漠南兵，对咱们可不是好事，他在漠南治理得好，流民都归附他，咱们想拉拢流民就难了。”窝阔台系的眼线则道：“咱们得尽快把消息传回草原，让贵族们提前准备，若忽必烈真掌兵，恐怕会对咱们的牧地动心思。”这些眼线还试图贿赂白虎堂的暗卫，获取殿内的谈判细节，却被暗卫拒绝——刘七早已下令，加强对宗室与草原眼线的监控，严禁泄露消息。
此外，“中都百姓的议论”也不容忽视。在中都的闹市、茶馆，百姓们对“忽必烈求兵”的消息已有耳闻——一名曾在漠南屯田的百姓道：“忽必烈王爷在漠南待百姓好，不抢粮，不抓壮丁，若他掌兵，定不会苛待士兵，也不会扰害百姓。”但也有百姓担心：“宗室掌兵，会不会又像脱欢那样叛乱？”这些议论虽不起眼，却通过驿卒、商贩传递到中枢官员耳中，间接影响着他们的决策——官员们深知，民心向背是政权稳定的基础，若百姓支持忽必烈，朝廷便更易批准他的诉求。
殿外的这些暗流，虽未直接进入殿内，却如无形的丝线，缠绕着忽必烈的求兵之路。萧虎与忽必烈都清楚，殿内的谈判只是第一步，后续还需应对宗室的压力、官员的分歧、草原的反应，才能最终实现掌兵的目标。
萧虎提出让忽必烈暂代“漠南军务提调”后，忽必烈虽未获得正式兵权，却也抓住这一机会，迅速展开行动——从“熟悉军务”到“协调各方”，再到“制定预案”，每一步都务实高效，既展示自己的能力，也向朝廷证明“暂代”的价值，为后续正式掌兵积累资本。
首先是“熟悉漠南军务细节”。忽必烈接受暂代职务后的次日，便带着刘秉忠前往“漠南军务司”（中枢负责漠南军务的临时机构），与司内的官员、禁军教官逐一交谈，了解当前漠南的军队部署、训练进度、粮草储备。他让官员们详细汇报每一处驿站的防卫、每一支民兵的训练情况，甚至亲自查看民兵的武器——“这弯刀的刃口不够锋利，需重新打磨，”忽必烈拿起一把民兵的弯刀，对禁军教官道，“草原盗匪的兵器虽差，但也需做好万全准备，不能因武器问题吃亏。”他的细致让军务司的官员们颇为惊讶，也逐渐认可他的专业能力。
其次是“协调禁军与民兵的协同”。忽必烈深知，民兵与禁军的协同是漠南防务的关键，他主动邀请禁军统领前往漠南，实地考察民兵的训练：“咱们可让禁军教官常驻漠南，按禁军的标准训练民兵，每月进行一次协同演练，熟悉彼此的战术。”禁军统领起初有些犹豫，担心“宗室干预禁军训练”，但忽必烈承诺“仅提供场地与粮草，不干预教官的具体教学”，统领才同意。次月，漠南便举行了第一次“禁军-民兵协同演练”，演练内容为“抵御草原盗匪袭扰驿路”，民兵与禁军配合默契，成功“击退”盗匪，演练效果远超预期，禁军统领对忽必烈的协调能力也多了几分认可。
再者是“制定漠南春季防务预案”。忽必烈根据草原细作营传回的情报，结合漠南的地理特点，制定了“春季防务三策”：一是“驿路加强防卫”，在漠南的十条主要驿路各增派五十名民兵，配备弓箭与猎犬，提高预警能力；二是“牧地巡查”，与草原归附部落合作，定期巡查漠南边缘的牧地，防止盗匪藏匿；三是“粮草储备”，提前将漠南屯田的粮食运往各驻军点，确保春季粮草充足。他将预案呈给萧虎与枢密院，预案中详细列出每一项措施的负责人、时间节点、所需资源，可操作性极强，枢密院很快批准了预案的实施。
此外，忽必烈还“安抚漠南流民与归附部落”。他派刘秉忠前往漠南，向流民宣布“暂代军务提调后，不会增加流民的赋税与劳役，反而会扩大屯田，提供更多耕地”；同时，他亲自写信给漠南的归附部落首领，承诺“朝廷会尊重部落的习俗，若遇盗匪袭扰，会第一时间派兵保护”。这些举措稳定了漠南的民心与部落关系，也为后续军队的部署减少了阻力——一名归附部落的首领甚至主动提出“派部落勇士协助巡查牧地”，进一步增强了漠南的防务力量。
忽必烈的这些行动，既务实又高效，仅一个月便让漠南的军务有了明显改善：民兵的训练水平提升，禁军与民兵的协同更顺畅，春季防务预案落实到位，漠南的安定局面也得到巩固。这些变化被枢密院的官员们看在眼里，王判官在枢密院会议上道：“忽必烈暂代提调以来，漠南军务进步显着，可见他确有能力掌兵，朝廷可考虑提前批准他的正式诉求。”萧虎也将忽必烈的表现奏报给皇帝，为后续的正式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忽必烈暂代“漠南军务提调”一个月后，萧虎与枢密院将忽必烈的表现、漠南的变化、以及正式掌兵的建议奏报给皇帝，皇帝结合“朝局平衡、军务需求、宗室态度”，最终做出批复，同时制定了“正式掌兵的具体安排”，确保权力交接平稳，不引发新的矛盾。
首先是“皇帝的批复内容”。皇帝在批复中明确：“准忽必烈正式掌漠南三万兵，任‘漠南总兵官’，受枢密院节制，驻军邢州、怀孟、京兆三地；军队编制为‘一万禁军、两万民兵’，禁军从中枢抽调，民兵从漠南现有民兵中选拔；军费由朝廷拨付三成，漠南屯田供应五成，剩余两成由漠南商税补充；忽必烈的家眷需迁往中都居住，作为质子，每年可返回漠南一次。”批复既满足了忽必烈的核心诉求，也通过“受节制”“质子”“军费分担”等条件，对其权力进行制衡，符合元代“宗室掌兵需制衡”的原则。
其次是“正式掌兵的仪式安排”。朝廷决定在白虎殿举行“授兵仪式”，仪式规模中等，邀请中枢重臣、部分宗室参加，不邀请草原诸王的代表，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仪式流程包括“授印、授符、训话”三步：授印为“漠南总兵官印”，由枢密院判官王大人授予；授符为“调兵符”（分为两半，一半由忽必烈保管，一半由枢密院保管，调兵需两半合符），由萧虎授予；训话由皇帝的代表（中书省丞相）进行，强调“忠君、守边、协同”三大原则，提醒忽必烈“不可专权，不可扰民”。
再者是“权力制衡的具体措施”。朝廷在忽必烈正式掌兵后，还制定了三项制衡措施：一是“枢密院派监军”，向漠南派一名枢密院监军，负责监督军队的训练、作战与粮草使用，监军有“直接向皇帝奏报”的权力；二是“白虎堂情报独立”，草原细作营向漠南传递的情报，需同时抄送枢密院与忽必烈，避免忽必烈垄断情报；三是“军队轮换”，漠南的一万禁军每两年轮换一次，避免禁军与忽必烈形成过度绑定。这些措施既确保忽必烈能正常行使兵权，又防止其权力过大，兼顾了“效率”与“安全”。
此外，朝廷还“安抚其他宗室与官员”。对反对忽必烈掌兵的阿里不哥，朝廷任命他为“草原部落联络使”，负责与漠北部落的沟通，给予其一定的政治地位，减少他的不满；对支持忽必烈的旭烈兀，朝廷赏赐其“漠南良田千亩”，表彰其“支持朝廷决策”；对中枢官员，朝廷则强调“漠南掌兵是为朝廷整体利益，非为某一宗室”，要求官员们“配合忽必烈的军务，不得因私怨设置障碍”。这些安抚措施有效缓解了各方的矛盾，为忽必烈正式掌兵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皇帝的批复与后续安排，既体现了对忽必烈能力的认可，也展示了朝廷对权力平衡的掌控。忽必烈接到批复后，立刻前往白虎殿谢恩，对皇帝的“信任与制衡”表示理解：“本王定不负陛下与朝廷的信任，守好漠南，协同禁军与白虎堂，为中都与草原的安稳尽绵薄之力。”萧虎也对忽必烈道：“王爷正式掌兵后，咱们更需紧密协同，草原的安稳，离不开中枢与漠南的一心。”两人的对话，标志着忽必烈求掌兵权的过程基本结束，漠南的防务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忽必烈正式掌兵漠南后，不仅改变了漠南的防务格局，也对中都的中枢权力、草原的部落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中枢-漠南-草原”的新平衡，既巩固了朝廷对漠南的控制，也为后续应对草原异动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埋下了宗室权力斗争的新伏笔。
首先是“漠南防务格局的改变”。忽必烈掌兵后，迅速落实“禁军-民兵协同”机制：在漠南的三地各设一座“军务大营”，禁军与民兵混编驻扎，每日共同训练，每月进行一次协同演练；同时，他按之前制定的预案，加强驿路防卫与牧地巡查，仅半年时间，漠南的草原盗匪便减少了八成，驿路通行效率提升，流民归附者也增加了三万余人。漠南的安定，不仅减轻了中都的防务压力，也为朝廷节省了大量军费——户部尚书在年度奏报中提到：“漠南军费较去年减少四成，屯田粮食却增加两成，宗室掌兵的成效显着。”
其次是“中枢权力平衡的调整”。忽必烈掌兵后，中枢的“宗室-重臣”权力平衡更加稳固：萧虎仍掌中枢禁军与白虎堂，负责中都与漠北防务；忽必烈掌漠南兵，负责漠南防务，两人分工明确，又相互制衡——漠南的重大军事行动需经枢密院批准，中枢的草原政策也需参考忽必烈的漠南情报，形成了“中枢决策、漠南执行、相互反馈”的机制。这种平衡既避免了“权臣专权”，也防止了“宗室乱政”，枢密院的官员们普遍认为：“当前的权力格局，是开国以来最稳定的时期之一。”
再者是“草原部落关系的变化”。忽必烈掌兵漠南后，对草原部落采取“分化拉拢”策略：对归附朝廷的部落，提供粮草与保护，支持其发展；对有异动的部落，如察合台旧部，采取“情报监控+军事威慑”的方式，派草原细作营密切关注其动向，同时在漠南边缘增派军队，形成威慑。这种策略效果显着——半年内，有三个草原部落主动向朝廷归附，察合台旧部的迁移也变得更为谨慎，不再轻易靠近漠南边界。不过，这也引起了阿里不哥的不满——他认为忽必烈“过度拉拢汉人与归附部落，损害蒙古传统”，开始暗中联络草原保守部落，为后续的权力斗争埋下伏笔。
此外，“汉法与草原传统的融合”也在漠南展开。忽必烈继续在漠南推行汉法，同时尊重草原部落的习俗：在屯田区推广汉族的农耕技术，在部落聚居区保留草原的游牧传统；在军队中，既用汉族的兵法训练，也保留蒙古的骑射技能。这种融合让漠南既有农耕的稳定，又有游牧的灵活，逐渐成为“中都与草原的过渡地带”，为元代“多元治理”提供了实践经验。不过，这也加剧了蒙古贵族内部的分歧，支持汉法的贵族与保守贵族的矛盾逐渐显现，成为后续朝局的潜在隐患。
忽必烈掌兵漠南后的这些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稳定了防务、平衡了权力、安抚了部落，也有潜在的风险——宗室矛盾、贵族分歧逐渐积累。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漠南与中枢，呈现出“稳定发展”的态势，为元代的中期统治奠定了基础。萧虎在一次枢密院会议上总结道：“忽必烈掌兵漠南，是朝廷的正确决策，它不仅解决了漠南的防务问题，也为咱们应对草原异动提供了新的思路，后续只需做好制衡与协调，便可维持当前的安稳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