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水落石出，朱允熥心中却没有半分轻松，反而愈发沉重。

在他这个来自后世的灵魂看来，大明看似森严的律法体系之下，实则暗藏着无数荒谬且血腥的潜规则。

就以审讯为例，“刑讯”二字，便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悖论。

大明律法并未对其做出明确的界定，使其始终游走于允许与不允许的灰色地带。

它就像一柄悬在所有办案人员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若用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最终案件被坐实，那么用刑便成了无人追究的“办案的必要手段”。

可一旦案情反转，当初用刑之人，便会因“枉法”而获滔天大罪。

这种机制，无异于鼓励办案者一旦动刑，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案件办成“铁案”。

而比这更致命的，是那一道道“限期破案”的催命符。

一旦发生人命重案，上面往往会勒令衙役捕快在三五日，或七八日内必须侦破。

逾期不破，办案的捕快便要挨板子，刑罚日日加重，直至破案为止。

那么，倘若真的破不了呢？

答案是：没有破不了的案。

至少，在卷宗上是如此。

于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现象便产生了.

无论多么扑朔迷离的悬案，只要上面有令，便总能“限期侦破”。

最终呈现出一个完美的“百分百破案率”。

除非是上面不问的案件，否则，所有案子，必破无疑。

这完美的背后，所倚仗的，是一套私下里称为“摸鱼”的“破案”手段。

简而言之，便是为那些无法侦破的案子，胡乱抓一个替死鬼。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这些“替死鬼”通常是在地方上素有劣迹、人人喊打的“老混子”。

将这些人的名字写在纸条上，揉成一团，随手一摸，摸出谁，谁便是那桩无头公案的“真凶”。

这写着名字的纸条，便是一本简陋的“生死簿”。

那随意一摸，便是一场荒诞的审判。

如此一来，既可向上面的官员交差，又因那“凶手”本就声名狼藉，百姓听闻其伏法，非但不会怀疑，反而会拍手称快，甚至夸赞官府“神速破案，为民除害”。

那“凶手”本人，因其素来便有恶迹，更无人会为其喊半句冤枉。

至于如何让“真凶”认罪，那便更简单了。

一套衙门里代代相传的“大记忆恢复术”打下去，别说是承认杀人，便是让他招认自己昨夜偷了天上的月亮，强奸了森林里的老虎，他也得画押认罪。

正是依靠这种种手段，才确保了重案的“必破”。

否则，以大明眼下的勘验技术和破案手段，不知有多少案件，将注定成为无头公案。

高居庙堂的官员们，当真对此一无所知吗？

自然不是。

只不过，在这台庞大的国家机器眼中，个案的“公正”，从来就不是其运转的核心目的。

“秩序”，才是。

“公平正义”只是高高挂起的旗帜。

“维护社会稳定有序”，才是统治阶层最根本、最核心的诉求。

只要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安定，社会秩序井然，那么个别人的生死冤屈，便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朝廷与官府的视角，永远立于“大局”之上。

从这个角度俯瞰，这甚至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牺牲一个本就为社会所唾弃的“老混子”，既能向上级官员交差，又能震慑宵小，还能安抚民众情绪。

相比于一桩悬案始终未破所带来的持续恐慌与秩序损耗，其“整体社会收益”，无疑是更高的。

这，便是帝国运转的冰冷逻辑。

在宏大的秩序面前，个体的冤屈，轻如鸿毛。

“牺牲一人，活百官……”

朱允熥在心中反复咀嚼着沈墨这句话，只觉得无比荒谬与冰冷。

帝国，难道不正是由这一个个鲜活的“一人”所组成的吗？

百姓的生命，难道就真的不如官员的前程重要吗？

平日里，捕快们习惯冤枉几个“老混子”平息事态，交出一份让上级官吏与百姓都“满意”的答卷，实则后患无穷。

它不仅让真凶逍遥法外，在暗中嘲笑着帝国的无能，更是在腐蚀着帝国的根基。

短期来看，危害似乎不大。

可久而久之，官府的底线便被一再试探，律法的尊严荡然无存，只会助长罪恶的嚣张气焰。

更可怕的是，当体系内的官员，从上到下都对冤案视而不见时，一种“作恶的惯性”便会形成。

今天，他们能为了所谓的“大局”牺牲一个“老混子”。

明天，他们就能为了同样的大局，牺牲任何一个挡了路的无辜百姓。

当“大局”成为可以随意牺牲个体的借口时，那么为了“大局”，天下便再无不可冤之人！

沈墨之所以对一条人命如此麻木，正是因为他身为一省臬台，见过了太多被“大局”所牺牲的冤魂，早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故而，在他看来，席云琅的命不重要。

他根本不会因为席云琅无辜冤死而良心不安

朱允熥心中暗暗想着。

“律法，应当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既要有雷霆手段惩戒罪恶，更要有春风化雨的规则去引导和约束。”

“如今这套制度，等于是逼着大明的官员，用百姓的性命和自己的前程，去进行一场豪赌！”

赢了，官运亨通；输了，便是万劫不复。

在这样的体系里，人人自危，人人都会优先选择“自保”。

而“自保”的最佳手段，便是“文过饰非，层层加码”。

一套良性的制度，应当如同一条稳固的河道。它既能约束河水（权力），不使其泛滥，也能保护河道本身（官吏），不被洪水冲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