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军方持相同意见的人还有很多，商贾们迫切的想要打开高句丽的市场，他们很清楚，渤海的阻隔挡住了商贾们对中原市场的渗透，但同理，渤海也挡住了大批有野心的商贾扩张。
故而，高句丽一旦被公孙度拿下，这片处女地是极有可能沦为辽地商贾自家商品自留地的。
更别说，此时的高句丽经过不断削弱，已经是一块散发香味的肥肉了。
世上的事情就是这般，身怀利器者杀心自起，辽地的地主、商贾、府兵、乃至普通百姓，都是公孙度新政的受益者，他们知道自己的实力有了长足增长，可他们不清楚，自身的实力到底到了何种地步，而高句丽，从前的地区小强，尽管被削弱，可其本身在辽地仍旧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正是一块极好的试验田。
请战的文书一早就被送到了公孙度的案头，望着面前那叠成小山的文书，公孙度轻轻蹙眉，他将手里的情报文书扔到案几上，轻轻揉了揉眉心。
他很清楚，辽地的军方，以及地方资本随着发展开始不甘寂寞，尽管这些人随着中原的战事进展，都收获了大量利益，可这种通过出售物资给州府获取金钱，继而扩大生产的方式，仍旧满足不了许多人的胃口。
每个人的诉求都不同，军方渴求战争，渴求战争带来的功勋、土地、部曲，商贾渴求战争，渴求战时的庞大订单，战后的稳定市场，百姓渴求战争，生产力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让他们对周边的部族充满了不屑，扩张的民族情绪慢慢被激发。
这还只是初步建立了工业基础的辽地，以后随着公孙度治下工业资本的壮大，他们会越发意识到他们掌控的力量有多么强大，同样会意识到，周边的小国、部族，是多么的脆弱。
巨大的实力差距，将会让官方乃至民间都充满好战氛围，随着火器的发展普及，武器所导致的战力鸿沟，将会让所有人变得疯狂。
届时，或许工业资本的扩张市场都变得不再吸引人，人们会更加倾向于赤裸裸的占领抢夺，毕竟，工坊生产的慢腾腾的财富增长，怎么比得上刀枪威吓下的真金白银？
这便与公孙度发展工业资本的初衷相悖了，资本总会选择最快积累的途径，他必须控制住政权迈进的脚步，让对外战争与内部矛盾积累相抵消。
以上种种，都让公孙度不得不慎重对待，这也是他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不肆意扩张的原因之一。
年初时，公孙度便在邺城召开了幕府会议，会议上汇聚了来自辽地、幽州、冀州、青州的各方势力，公孙度点明了接下来几年的重点是经营地方，如无必要，并不会发起大战。
此次会议过后，公孙度能够明显感觉到，来自士人的抵触情绪变弱了。或许，在官僚群体占主体的士人们看来，治理地方才是他们所擅长之事，公孙度的政策，明显对士人进入公孙度帐下铺平了道路。
但很可惜，公孙度压根没考虑过士人态度。
做出这种战略规划，主要还是公孙度自身原因。与同时期的曹操、袁绍有名诸侯等人相比，不论是政治资源，还是影响力，他都不占多少优势，甚至因为出身、籍贯的原因，受到不小的歧视。
这也就意味着他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稳定地方，夯实统治根基。
当然，他放缓脚步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随着新政在幽州的展开，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都逐渐暴露了出来，就连公孙度引以为傲的农庄制度同样暴雷。
有庄主辅一掌权，便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揽财，将州府拨发的物资财物贪污个精光。
有庄主趁着掌控权力的时机，将庄户变作了私人佃户，欺男霸女，行径丝毫不逊于以往的豪强。
也有农庄在享受过这种基层互助组织的好处过后，再加上农庄中有经历过军事训练的民兵武装，使得某些地方出现了农庄与土匪合流的状况。
这些人一边按照州府的指令组织生产，一边拦截抢劫过路商贾，更有甚者，有胆大者带领民兵穿越边角到其他州县进行劫掠，遇到前来镇压的军队，竟然敢于列阵相抗，闹出了好大风波。
种种乱象，不胜枚举。
那段日子里，公孙度的案头挤满了地方上对农庄的弹劾文书，在地方官吏的描述中，农庄民兵已经成为了天下大害，罪恶之源。
或许，在地方豪强眼里，莫说让小民挺直腰杆，只要有小民敢于与他们对视就是一种极大的冒犯，更别说，因为公孙度的怂恿，那些长期受到压迫的民众的自觉做出的些许报复了。
只有地方上的豪强地主才明白，他们往日里对那些奴仆、佃户做出了多少丧良心的事，正是这种自知之明，让他们联合在了一起，想要将农庄从河北这片土地上铲除出去。
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没人敢提。
这时候虽没有皇权不下乡的铁律，可地方上的实力派都很清楚，除了始皇帝外，剩余天子的手脚伸不到百姓头上。
地主豪强们充当维持基层稳定的责任的同时，也充当了权力中间商的角色。这样的角色，让他们享受到了远超从前封建贵族时期的丰厚利益。
毕竟，封建体制下，贵族们还要对上效忠，对下守护，组建军队消耗的钱财物资都不是少数。
而在如今的体制下，豪强地主们完全是地方上的土皇帝，他们对朝廷不再有效忠职责，对下也是极尽剥削之能事。
此时还不是他们最为猖狂的年代，再等个几十年，地方上的豪族没有了战乱威胁后，彻底马放南山，抛弃了武装义务，全心全意享受起权力中间商带来的好处，而根本不承担本应属于他们的职责。
正是有这样的好处，才让他们不愿意看到有人打破这种地方势力格局。
可惜，公孙度注定要让他们失望了。
他只是按照提交上来的报告，该杀的杀，该罚的罚，该换的换，在他看来，个别人的恶劣举措并不能掩盖整个农庄制度在实际运作中表现出的优越性。
这一点，不仅公孙度，就连幕府中不少士人都十分赞同。盖因有了农庄之后，官府不再依托豪强地主传话，筹集物资、发布政令，都减少了大量的额外损耗，对政权的运作效率有了本质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