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过午时，老陈领着四名兵部差役，推着两辆载满米袋的独轮车碾过南宫前的青石板路。雨后的石板泛着湿光，车轮轧过积水，溅起的泥点沾在米袋边角。王庆早已带着两个书吏候在门旁的凉棚下，面前的石桌上摊着一本厚厚的“南宫进出明细册”，旁边立着一杆铜秤——秤杆上的刻度被故意抹得模糊，秤砣也比标准的轻了两斤。
“老陈，这又是送的什么？”王庆斜倚着柱子，手把玩着账册的绳结，语气里带着刻意的轻慢。
老陈停下推车，从怀中掏出联署奏疏的副本递过去：“王主事，这是谢太保与刘尚书联署的增米奏疏，按《会典》‘实际人丁’算的，十石米，有条文为据。”
王庆扫了一眼便把奏疏扔回给老陈，纸页“啪”地打在车帮上：“奏疏没批就是废纸！程指挥使有令，无诏增供一律按‘私相授受’登记！”说罢冲书吏使了个眼色，两人立刻上前，故意慢吞吞地解开米袋口，用小瓢舀出米来称重，每称一袋便磨蹭半刻，还时不时交换个眼神。王庆则趴在账册上，用浓墨在“备注”栏一笔一划地写：“谢府送米五石，无诏命，形迹可疑，疑似借粮结连故君”，字迹又粗又重，生怕日后看不清。
老陈气得脸都涨红了，却不敢发作——他知道程潜的人就等着他“抗命”，只要敢争执一句，转头就会被写成“谢府家仆冲撞玄夜卫、拒检可疑物资”。好不容易等他们折腾完，将米送进南宫，王庆便揣着账册，一路小跑穿过三条巷弄，直奔玄夜卫衙署。
程潜的书房里，李嵩的亲信正坐在客座上，手里摩挲着一枚玄夜卫的鎏金勘合印——那是程潜刚送来的“孝敬”。见王庆进来，程潜立刻从公案后站起身，青袍的下摆扫过案上的旧档：“怎么样？账册上备注妥当了？”
“按大人的吩咐，写了‘无诏、可疑、结连’，”王庆递上账册，声音里带着讨好的颤音，“可谢渊有联署奏疏，还有《会典》条文，万一陛下真的查起来……”
“查？有这个在，怕什么？”程潜从抽屉里拽出一本泛黄的“南宫万历年间旧档”，翻到“供给”一页，从笔筒里抽出一支秃笔，蘸了些调过浆糊的浓墨，硬生生把“原制月米十石”的“十”字涂成黑团，再用细笔在旁边补写了“三”字，墨色新旧分明，刺眼得很，“你再仿着南宫守备的笔迹，伪造一份‘人丁册’，就写‘太监三人、宫女五人，共八人’——这样一来，十石米就是‘逾制三倍’，他就算有十条舌头也说不清！”
王庆的手控制不住地发抖——篡改先帝年间的旧档，按《大吴律》是灭族重罪。可程潜的眼神像淬了毒的刀，他要是敢说半个“不”字，明日就可能被安个“通敌”的罪名扔进修诏狱。他咬了咬牙，接过纸笔趴在案上，笔尖在“人丁册”上划过，墨汁滴在纸页上，晕成一个个小黑点，像极了他此刻慌乱的心跳。
半个时辰后，一份盖着玄夜卫鎏金大印的密档终于拼凑完成，程潜亲自用黄绸将密档裹了三层，又在封皮上写了“绝密?南宫异动”四字，快步走出衙署——玄夜卫密报有“直达御前、不经过阁”的特权，这正是李嵩费尽心机把他安在这里的真正原因。
御书房内的檀香燃到第三寸，萧栎正握着朱笔批阅宣府卫的冬衣奏疏，笔尖悬在“请增三千件”的字句上迟迟未落。太监总管轻手轻脚地走进来，双手捧着黄绸包裹的密档，声音压得极低：“陛下，玄夜卫程指挥使递来的密报，说是‘关乎南宫安危，需即刻呈阅’。”
萧栎放下朱笔，指尖解开黄绸——密档首页是程潜的奏词，字里行间满是危言耸听：“谢渊罔顾定制，月送米十石至南宫，远超原制三石之数，且每月遣人入内多达四五次，恐借供给之名与故君密商‘复位’之谋”；附页的“旧档”上，“三石”二字的墨迹明显比周围深，边缘还有未刮干净的纸毛，人丁册上的签名更是歪歪扭扭，与他见过的南宫守备笔迹截然不同。
他伸手拿起昨日谢渊与刘焕的联署奏疏，将两份文书并放在案上比对。奏疏上不仅引了《会典》原文，还附了南宫守卫画押的“人丁清点记录”，写着“太监五名、宫女七名，共十二口”，字迹工整，印章清晰。萧栎用指甲轻轻刮了刮密档上的“三”字，表层的墨皮立刻脱落，露出便看穿了。
“陛下，李侍郎求见。”太监总管的声音适时响起。
李嵩一进门，目光便像钩子似的锁在案上的密档，随即“噗通”一声跪倒在地，袍角扫过御案的一角：“陛下！臣昨日听闻谢渊私增南宫米石，还特意去劝他‘当守定制、避嫌疑’，可他根本不听！今日程指挥使的密报终于证实了臣的担忧——《会典》明明定的五石，他却硬要增至十石，这哪里是送米，分明是借粮示好，想拉故君做靠山啊！”
萧栎没有接话，只是淡淡地扬了扬下巴：“传马昂。”
刑部尚书马昂很快赶到，接过密档与奏疏仔细翻看。他先是比对了旧档的纸质——原档是宣德年间的粗麻纸，涂改处用的却是近年的细竹纸；再拿起人丁册，对着光一看，签名处的墨迹晕染痕迹与纸页不符，明显是后补的。“陛下，”马昂躬身奏道，“此密档伪造痕迹确凿：旧档涂改处露有原字残痕，人丁册签名系模仿；谢太保的奏疏有守卫记录、《会典》条文为证，增米之举合乎规制，并无逾矩。”
“马尚书这是偏帮谢渊！”李嵩猛地抬起头，额角的青筋突突直跳，“守卫记录说不定是谢渊用兵权胁迫签的！程潜是陛下亲任的玄夜卫指挥使，难道会凭空伪造密报？”
“指挥使也需凭证据说话，而非凭空揣测。”马昂寸步不让，“若仅凭一份篡改的旧档便定大臣之罪，恐失天下士子之心。臣请陛下命文勘房主事张启重新核验，以辨真伪。”
萧栎沉默了——他信马昂的公正，却也摆不脱“谢渊掌兵权又近故君”的猜忌；他不想落“苛待生父”的骂名，更怕谢渊真的借供给与旧党勾连。良久，他拿起朱笔，笔尖在密档上悬了又悬，最终只草草写下“知道了”三字，字迹潦草，带着难以掩饰的犹豫。
“退下吧。”他挥了挥手，目光重新落回冬衣奏疏，却再也集中不起精神——那三个字，像一根细刺，扎在君臣之间本就脆弱的信任上。
谢渊得知密档递入御书房、萧栎朱批“知道了”，已是未时。秦飞将张启拓印的“旧档涂改残痕”“人丁册模仿笔迹比对”放在案上，声音凝重：“太保，程潜这手段比周显还拙劣，要不要即刻请御史台参他‘欺君罔上、伪造文书’？”
谢渊拿起拓片，指尖抚过那模糊的“十”字残痕，缓缓摇了摇头：“‘知道了’三个字，是陛下的缓兵之计——既不罚我，也不批奏疏，一是想看看我会不会知难而退，二是怕直接认可增米落下‘偏袒谢渊’的话柄。若此时参程潜，李嵩定会跳出来说‘我借机清除异己、掌控玄夜卫’，反而坐实了他的猜忌。”
“那咱们就眼睁睁看着他继续构陷？”秦飞攥紧了拳头，指节发白。
“当然不。”谢渊的目光扫过案上的联署奏疏，语气陡然转厉，“张启，你把所有证据整理成‘核验清册’，交给御史台左佥都御史——不用他立刻弹劾，就说是‘存档备查’，但要让陛下知道，程潜的密档是假的；秦飞，你派北司的暗线盯着程潜和王庆的往来，他们肯定还会再做手脚，一旦抓到现行，立刻扣人；另外，让老陈以后送米时，必须让南宫内侍在‘接收册’上按红手印，每一袋米的斤两、送米日期都写清楚，注明‘按兵部户部联署奏疏供给’，一份给南宫留底，一份带回兵部存档。”
二人领命而去，谢渊刚想喝口热茶，书童便递来一封用蜡封的小信——是南宫内侍偷偷送来的，拆开后，桑皮纸上的字迹带着颤抖：“上见米至，抚着米袋哭道‘谢卿这是在拿身家性命换我一口饱饭’，命奴才把他随身的玉牌送来，说‘若有祸事，持此牌去见坤宁宫太后，或许能求个周全’。”谢渊捏着那枚温润的玉牌，眼眶一热——太上皇当年亲授他“太保”衔时，曾说“朕信你是能守江山的人”，如今困于南宫，却还在为他的安危着想。
他提笔写了回条，墨色比平日更重：“上勿忧，增米合乎《会典》，臣已留全证。玉牌请上收回——臣为太保，守上、守祖制、守民心，皆是本分，岂需借信物求庇？请上务必保重身体，莫要节食，待他日奉迎还宫，臣还要陪上再看德胜门的秋景。”折好后交给书童，特意叮嘱“务必亲手交给刘公公，莫让旁人看见”。
傍晚时分，刘焕派人送来急信：“李嵩命户部侍郎陈忠‘暂缓拨付下月南宫米石’，说‘需等陛下明诏为准’，陈忠不敢抗命，特来请示。”谢渊将信纸揉成一团，扔在案角——李嵩见构陷不成，便想拿供给卡脖子逼他服软。他即刻命杨武拟文：“以南宫十二名宫人太监的名义，写一份‘请按制拨米’的呈文，让每个人都按红手印，直接送入户部大堂——我倒要看看，李嵩敢不敢公然违制停供，得罪宫闱里的人，落个‘苛待故君近侍’的骂名。”
杨武领命而去，谢渊走到窗前。夕阳正沉向西山，金色的余晖洒在案上那本泛黄的《大吴会典》上，“孝治”篇的字迹被镀上一层金边。他伸手抚过书页上自己年轻时的批注，心中豁然开朗——帝王的猜忌终会因时间消散，权臣的构陷终会被证据戳穿，唯有《会典》里的祖制、胸口的初心、天下的民心，才是真正立得住的根基。
窗外的风渐渐停了，远处传来钟鼓楼的暮鼓之声，浑厚悠长，回荡在皇城之上。谢渊知道，这场围绕“十石米”的博弈还远未结束，但他的脚步不会停——为了南宫那缕若有若无的檀香，为了案上这本翻得起毛的《会典》，更为了天下人眼中“君守孝、臣尽忠”的期盼，他愿把这份执着，守到天光大亮。
卷尾语
“十石米”的风波，看似是宫闱供给的琐碎之争，实则是大吴朝堂“权术倾轧”与“礼法坚守”的激烈碰撞。程潜篡改旧档、捏造人丁册，沦为李嵩构陷异己的爪牙，暴露了特务机构被私人操控的黑暗；李嵩借门生之手织网，妄图以“小事”罗织“大罪”，尽显权臣“为夺权而无底线”的丑陋；萧栎朱批“知道了”的模棱两可，则道尽了帝王“既想守孝名、又怕失权柄”的矛盾与无奈。而谢渊的步步为营——联署奏疏以守规、留存证据以防陷、托人见证以明心，则展现了忠直之臣在夹缝中坚守初心的智慧与孤勇。
玄夜卫“密报直达权”的异化，是成武朝政治腐败的缩影——神武皇帝设此权本为“快速缉奸、护持礼法”，却被程潜之流用来构陷忠良、迎合权臣，彻底背离了设制初衷；户部“供给定制”的被操控，更暴露了“六部制衡”制度的崩坏——当吏部尚书能通过门生左右户部拨款，律法与祖制便成了任人揉捏的空文。谢渊的坚守，不仅是为故君争一口饱饭，更是为“律法尊严”与“祖制权威”而战，为天下民心立一道底线。
这场博弈的未决结局，暗藏着更深层的历史逻辑：若萧栎能幡然醒悟，严惩程潜、李嵩之流，则“孝治”可兴，民心可安，朝堂裂痕或可弥合；若仍纵容猜忌、放任权臣，则忠良寒心，旧党必借机生事，终致不可收拾。谢渊送的“十石米”，秤的不仅是粮食，更是帝王的良知、权臣的底线、天下的民心。
后世读史者当悟：江山之固，不在权术之巧，而在礼法之严、民心之向。谢渊以“十石米”守初心，告诉我们：坚守祖制，便是坚守根基；扞卫礼法，便是扞卫民心。那本泛黄的《会典》、那袋沉甸甸的米石，终将成为照见忠奸、衡量得失的明镜，警醒后世“权不可滥、法不可违、孝不可弃”的治国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