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9章：择定噶举

驿馆的廊下，萧虎每日辰时都会驻足西望——吐蕃方向的驿路尘土，是他近日最牵挂的景象。案上整齐码放着大理、天竺两路使者的阶段性奏报，唯有吐蕃使者李修远的消息迟迟未到。郭敬之捧着刚温好的酥油茶走近：“将军，据河西走廊驿站传回的消息，李修远一行已过柴达木盆地，预计三日内可抵基辅。”

萧虎接过茶盏，指尖触到温热的瓷壁：“噶举派是吐蕃佛教的重要流派，先母生前曾提及其‘注重实践、不尚空谈’的特点，此次若能传回其‘以武入禅’的详实记录，或能解当前与基辅合作的困局。”他翻开案上的《吐蕃佛教流派考》，其中关于噶举派的记载仅有寥寥数语：“以口传密法为要，修行兼及武术，多与草原部落往来。”

赵全此时从外而入，手中拿着一份商队简报：“从吐蕃归来的商队说，噶举派的楚布寺近期组织武僧协助部落护送商路，盗匪不敢靠近，当地牧民都称其‘佛武双绝’。这与将军关注的‘实务结合’正合。”萧虎眼中一亮，在简报“武僧护商”旁画了圈：“若此事属实，噶举派的‘以武入禅’便不是单纯的修行，而是能落地的实务手段，比空谈教义的流派更有价值。”

孙和补充道：“属下已备好吐蕃地图，标注了楚布寺、八蚌寺等噶举派主要寺院的位置，待李修远归来，可对照其记录核实寺院分布与武僧活动范围，为后续合作提供依据。”萧虎点头：“备好笔墨纸砚，李修远一到，便即刻商议，不可延误。”

第三日午后，驿馆外传来熟悉的马蹄声——李修远一行风尘仆仆地抵达，骡马背上驮着沉甸甸的典籍与记录册。他刚下马，便捧着一个牛皮封套快步走向萧虎：“将军，不负所托！这是噶举派‘以武入禅’的详实记录，包括修行方法、武僧管理、实务应用三部分，还有楚布寺住持赠的《噶举武禅要义》抄本。”

萧虎引李修远入议事厅，郭敬之、赵全、孙和围坐一旁。李修远打开封套，取出一本厚厚的《吐蕃访法录》，逐页讲解：“噶举派的‘以武入禅’分‘三阶段’：初阶‘练身悟禅’，通过桩功、拳法锻炼身体，理解‘动中守静’；中阶‘禅武合一’，以呼吸配合招式，达到‘心无杂念、拳随心意’；高阶‘以武护道’，将修行用于护寺、护商、调解部落纠纷，这正是其与其他流派的最大不同。”

他翻到“武僧管理”部分，指着手绘的层级图：“楚布寺武僧分‘堪布’‘格西’‘扎巴’三级——堪布负责教学与决策，格西带队执行实务（如护商、救灾），扎巴专注训练。管理严格却灵活，若遇商路紧急，可直接由堪布调派格西带队，无需层层上报，效率极高。”

萧虎接过《噶举武禅要义》，只见扉页题有“佛为心，武为用，护民为根本”十字，字迹苍劲有力。“这十字道破了核心。”萧虎轻声诵读，又翻看内页的拳法图谱——招式简洁实用，多为格挡、防御之术，无花哨攻击动作，旁注“武为护，非为攻”，与他心中“实务护民”的理念不谋而合。

为全面评估噶举派的价值，萧虎让李修远对比吐蕃其他主要流派：“萨迦派、宁玛派与噶举派相比，在‘实务结合’上有何差异？”李修远取出另一份记录：“萨迦派虽与中枢有渊源，却偏重宗教仪轨与政治合作，武僧极少；宁玛派注重密法修行，多闭门清修，不参与世俗实务；唯有噶举派，将‘武’与‘禅’都落到民生上。”

他举例道：“楚布寺附近的牧民曾因牧地争执，萨迦派僧人试图以‘诵经祈福’调解，无果；噶举派堪布带武僧前往，先以拳法展示威慑双方，再以‘互助共生’的禅理劝说，最终促成双方按季节划分牧地，既解决了纠纷，又未伤和气。这便是‘武为威、禅为理’的实务应用。”

赵全从商贸角度补充：“商队反映，噶举派武僧护商不收取费用，只接受牧民与商人自愿捐赠的粮食、茶叶，且账目公开，从不贪墨。这与基辅教会的‘强制捐赠’形成对比，更易获得民众与商队的信任。”

孙和则关注军事适配性：“噶举派的桩功与禁军的基础训练有相似之处，若能引入禁军训练，既可增强士兵体能，又能以‘禅’调节心态，避免士兵因征战而心性浮躁。且其防御性拳法，适合护商路、守驿站，与禁军的实务需求高度契合。”

萧虎将众人的分析汇总，在纸上列出噶举派的“三大优势”：实务结合紧密、管理高效灵活、适配民生军事，又对比其他流派的“侧重仪轨、闭门修行”等不足，心中已有初步倾向。

入夜后，萧虎独自留在议事厅，翻开母亲萧氏的《草原治要》，其中一段批注映入眼帘：“治草原者，需懂‘刚柔并济’——刚为护民之武，柔为安民心之理，二者缺一不可。若遇只讲法理而无威摄者，难服部落；只凭武力而无教化者，必失民心。”

这段文字与噶举派的“佛为心，武为用”形成强烈共鸣。萧虎想起少年时，母亲处理部落盗匪之患：她先派族中勇士展示武力威慑盗匪，再以“互助共存”的道理劝说，最终盗匪归降，融入部落。这与噶举派“武为威、禅为理”的实务手段如出一辙。

他又取出李修远带回的《噶举武禅要义》，翻到“护商实务”章节：楚布寺武僧护送商路时，遇盗匪先以“放下屠刀”的禅理劝说，若盗匪不听，再以拳法制服，却不伤害性命，而是带其回寺劳作，感化后释放。这种“先理后武、以感化为主”的方式，既保障了商路安全，又避免了结怨，正符合母亲“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治世思路。

“先母若在，定会认可噶举派。”萧虎喃喃自语，提笔在《草原治要》的批注旁写下“噶举派‘武禅合一’，得刚柔之要”，正式将噶举派定为优先合作的流派。他明白，选择噶举派，不仅是因为其“以武入禅”的特质，更是因为其理念与母亲的治世智慧、中枢的实务需求高度契合。

次日辰时，萧虎召集李修远、郭敬之、赵全、孙和商议具体策略。他将《草原治要》与《噶举武禅要义》并置案上：“经昨日分析与先母遗训对照，噶举派的‘以武入禅’最符合中枢‘实务护民’的需求，现定其为主选合作流派。今日需制定‘三大策略’：互派交流、实务落地、协同护商。”

针对“互派交流”，李修远提议：“可派中都大报恩寺的武僧赴楚布寺学习‘以武入禅’，同时请噶举派堪布来中都，协助禁军训练与寺院管理。互派期限定为一年，期满轮换，确保交流持续。”萧虎补充：“选派的武僧需兼具修行与实务能力，不可选只懂拳法不懂禅理者，以免偏离核心。”

“实务落地”方面，孙和提出：“先在中都禁军西城卫试点，引入噶举派的桩功与呼吸法，结合禁军现有训练，观察士兵体能与心态变化；同时在中都周边的驿站，由噶举派僧人协助调解商旅纠纷，验证其‘禅理调解’的效果。”赵全则建议：“在商路沿线的部落中，推广噶举派的‘互助共生’理念，配合武僧护商，逐步建立信任。”

“协同护商”策略由郭敬之梳理：“与楚布寺约定，大元商队途经吐蕃时，由噶举派武僧协助护送，商队向寺院捐赠适量粮食与茶叶，作为物资支持；若遇跨区域盗匪，大元禁军与噶举派武僧可联合清剿，共享情报，协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