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都的情况特殊，基辅的民众信仰深厚，需神权与王权结合。”尼古拉坚持，“‘龙上虎下’是契合基辅民情的秩序。”

“无论基辅还是中都，民心都是根本，而非神权或王权的‘上下’。”萧虎语气诚恳，“若‘天主龙’的教义符合民心，自然能得到尊崇；若‘地虎’的实务贴合民心，也能获得支持。两者的地位，应由民心决定，而非预设‘上下’。去年基辅领主减轻赋税，民众欢呼，并非因教会祈福，而是因实务改善；教会组织慈善，民众感激，并非因领主命令，而是因教义温暖——这便是民心对两者的认可，无关从属。”

他让赵全取出基辅的“民生调查册”，这是他们近日走访收集的：“册中显示，基辅民众最关心的是‘赋税轻重’‘商路安全’‘粮食价格’，这些都需‘地虎’的实务解决，而非‘天主龙’的指引。若‘地虎’甘居下，将这些事务交予神权，民众会答应吗？”

尼古拉看着调查册，沉默良久：“神权并非不能参与实务，教会的慈善便是实务的一部分。但核心的治理权，仍在‘地虎’手中——‘龙上虎下’更多是精神层面的从属，而非实务层面的干预。”

“精神层面的从属，也可能影响实务。”萧虎回应，“若‘地虎’在精神上认为‘神权至上’，遇到与宗教冲突的实务时，便可能妥协。比如中都曾有‘是否允许女性参与驿馆管理’的争议，宗教场所多反对，中枢却以‘律法面前人人平等’推行，若精神从属，便会剥夺女性的生计机会。”

郭敬之见双方各执一词，适时补充：“将军与主教大人的观点，实则各有侧重——主教大人强调神权的精神引领，将军强调王权的实务责任。中都有‘儒释道合一’的理念，便是兼容不同的精神引领，却始终以实务为核心，这或许是‘非从属’的关键。”

孙和也插话：“从军事角度看，禁军的调度需完全服从中枢，而非宗教指令，这便是‘地虎’的实务独立性。去年漠南部落冲突，禁军按中枢命令出兵调解，并未征求宗教场所的意见，最终平息战乱，民众认可的是禁军的行动，而非神权的祈福。”

赵全则从商贸角度补充：“基辅商队与中都商队贸易时，只按双方律法签订契约，无需宗教见证。若‘龙上虎下’，契约便需教会认可，会增加交易成本，不利于商路发展。商队更关心的是‘契约是否有效’，而非‘神权是否认可’，这便是实务优先于精神从属的明证。”

尼古拉听着三人的补充，眉头渐渐舒展：“你们的实例确实有理，但基辅的民情与中都不同，神权在民众心中的分量更重，‘龙上虎下’的秩序暂时难以改变。”

“秩序应顺应民情，而非僵化不变。”萧虎放缓语气，“中都并非一开始就‘协同非从属’，而是经历过多次调整，最终找到契合民情的方式。基辅若能在‘守护民生’的核心下，逐步探索神权与王权的平等协同，或许更符合长远发展。”

他提议：“咱们不必纠结‘龙上虎下’还是‘虎不甘下’，可聚焦‘如何让神权与王权更好地守护民生’。中都的‘宗教协调司’与基辅的‘领主教会协议’，虽形式不同，目标一致，这便是共通点。”

尼古拉点头赞同：“守护民生确实是核心。去年基辅发生雪灾，教会开放教堂收留灾民，领主提供粮食，双方配合默契，并未因‘上下’之分产生矛盾。这或许比争论‘从属’更有意义。”

萧虎笑道：“正是如此。若‘天主龙’的教义能引导信徒参与救灾，‘地虎’的实务能保障粮食供应，便是最好的协同。至于是‘上’是‘下’，民众并不会在意，他们只在意是否能安稳度日。”赵全在旁记录：“共通点：以守护民生为核心，神权与王权协同配合。”

辩论虽未完全达成一致，却加深了双方的理解。尼古拉起身，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更为厚重的羊皮卷典籍——《神权与王权协调录》，其中收录了历代基辅领主与教会的合作案例。“这本典籍赠予将军，虽仍有‘神权引领’的观点，却也记录了不少协同实务，或许对中都的宗教协调有借鉴意义。”

萧虎接过典籍，郑重道谢，随后取出中都的“民生实务册”回赠：“册中记录了中都在救灾、农桑、商贸等方面的实务做法，虽无宗教内容，却可与主教大人的典籍相互参照，寻找更契合双方的协同之道。”

尼古拉翻开实务册，看到“春耕时教会可组织信徒协助播种，中枢提供种子”的记录，眼前一亮：“这一做法甚好，基辅的教会也可效仿，既不违教义，又能助实务。”萧虎回应：“这便是‘非从属’的协同——各尽所长，而非一方服从另一方。”

郭敬之提议：“可由中都的宗教协调司与基辅的教会建立书信往来，定期交流协同实务，逐步增进理解。”尼古拉与萧虎均表示赞同，一场“权喻辩难”，最终转化为持续交流的契机。

离开教堂时，夜色已深，基辅的街道上行人稀少，只有教堂的钟声偶尔回荡。萧虎手持《神权与王权协调录》，与随员们缓步返回驿馆。“今日的辩论，虽未说服主教放弃‘龙上虎下’，却达成了‘协同守护民生’的共识，已是收获。”萧虎对三人道。

郭敬之道：“主教大人虽坚持神权引领，却也认可实务的重要性，这为后续交流留下了空间。中都的‘协同非从属’理念，或许可通过书信交流，让他逐步理解。”孙和补充：“属下从辩论中悟到，无论何种权力象征，最终都要落到民生实务上，否则便是空谈。”

萧虎抚摸着手中的典籍，望着远处的教堂穹顶：“‘龙’与‘虎’的象征之争，本质是权力来源的争论。但对民众而言，权力来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权力能否为他们带来安稳。回中都后，除了禀报西使见闻，还要将今日的辩论整理成策论，建议中枢加强与西域宗教场所的实务交流，而非纠结于理念分歧。”

队伍走到驿馆门口，萧虎回头望了一眼教堂的方向，夜色中的十字架与中都的灯笼虽风格迥异，却都透着“守护”的意味。他心中明白，这场“权喻辩难”并非结束，而是大元与西域文化交流的新开端——以民生为桥，以协同为路，方能让不同的权力象征，都归于“守护民众”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