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的最后，两人将历史旧例与当前情况结合，初步确定了议事的“三个方向”：军事授权以“旧例为基础，加副署条款”；行政授权以“新定分离原则，划清边界”；部落授权以“辅助为主，减少直接对接”。萧虎将这三个方向写在空白纸笺上，放在书桌中央：“这便是咱们今日议事的骨架，接下来只需填充血肉，定出具体条款。”耶律楚材端起奶茶，轻轻抿了一口：“如此甚好，既不违旧制，又能应新局，可开始细议了。”
此时，书房外的雪下得更密了，烛火在炭火的映衬下愈发稳定，满桌的卷宗与舆图，见证着这场将影响漠南乃至朝廷权力格局的关键议事。
军事授权是两人商议的核心，毕竟忽必烈求掌的是“漠南兵权”，两人从“调兵权、训练权、粮草权”三个核心维度细致拆解，每一项权限都明确“可放权内容、需限制措施、监督方式”，确保既不影响忽必烈应对防务，又能防止其军事专权。
首先是“调兵权”的拆解。两人一致认为，调兵权是军事授权的核心，必须严格限制，却也需给忽必烈足够的灵活性应对突发情况。最终议定：“忽必烈可自主调动漠南驻军三千人以下，用于应对草原盗匪、部落袭扰等小规模突发事件；调动三千人以上，或涉及跨区域（如从邢州调兵至京兆），需持‘枢密院调兵符’+‘萧虎副署令’，两者缺一不可。”为确保执行，还规定“调兵符分为两半，一半由枢密院保管，一半由忽必烈保管，调兵时需两半合验，副署令需萧虎亲笔书写，盖私印为证”。耶律楚材补充道：“还需在漠南各驻军点设‘监兵官’，由枢密院直接任命，调兵时需监兵官在场核验符令，否则驻军不得听命。”这一设计，既给了忽必烈应对小规模战事的权力，又防止其大规模调兵生事。
其次是“训练权”的拆解。考虑到忽必烈在混编训练上的成效，两人决定“适度放权”：“忽必烈可自主制定漠南驻军的训练计划，包括混编训练、骑射演练、阵法练习等，无需报枢密院审批；可自主选拔民兵中的优秀者编入禁军，补充兵力缺口。”但也设置了限制：“训练计划需每月向枢密院报备一次，便于中枢掌握训练进度；禁军教官的任命权归枢密院，忽必烈可推荐人选，但最终需枢密院核准。”萧虎解释道：“训练权放权，是为让他快速整合漠南兵力；保留教官任命权，是为确保禁军的忠诚度，避免他用自己的人替换禁军教官。”
再者是“粮草权”的拆解。结合忽必烈此前私自支取粮草的经历，两人对粮草权的限制最为严格：“漠南驻军的粮草由户部直接拨付至各驻军点的‘粮草库’，粮草库由户部任命的‘粮官’管理，忽必烈仅可根据训练与防务需求，向粮官申请‘月度粮草配额’，粮官需核对申请与实际需求，无误后才可发放。”为防止忽必烈与粮官勾结，还规定“粮官每季度需向户部与枢密院同时上报粮草收支账册，账册需附忽必烈的申请记录，若发现账实不符，粮官与忽必烈需共同担责”。耶律楚材道：“粮草是军队的命脉，绝不能让任何一方独掌，这样的设计，可让户部、枢密院与忽必烈三方相互监督。”
每一项拆解后，萧虎都会将条款写在“军事授权册”上，耶律楚材则会核对是否符合元代军制旧例，若有冲突，便共同修改。如最初商议“调兵三千人以下自主”时，耶律楚材提出“元代旧例中宗室自主调兵上限为两千人”，两人便重新商议，最终确定“三千人”——既照顾忽必烈应对漠南复杂防务的需求，又比旧例多一千人，显露出朝廷的信任，同时也在备注中说明“此为漠南特殊情况，不为例”，确保不破坏旧制。
军事授权外，两人还重点商议了“行政授权”的边界——忽必烈在漠南的治绩与越权，让他们意识到需明确“军务相关行政”与“纯粹地方行政”的区别，避免忽必烈借军务之名干预地方治理，也确保地方官府能配合其防务工作，符合元代“军政分离”的行政原则。
首先是“军务相关行政的放权”。两人确定，忽必烈可自主处理“与军务直接相关的行政事务”，具体包括：流民编入民兵的登记与训练（流民是漠南兵力的重要来源，且编入民兵后需军事管理，属军务范畴）；屯田区的耕地分配与军粮征收（屯田是为供应军粮，属军务配套行政）；驿路的防务与维护（驿路是军情传递的关键，属军务保障）。为确保放权落地，还规定“地方官府需配合忽必烈处理这些事务，如流民登记需地方官府提供户籍资料，屯田需地方官府协助丈量土地，不得推诿”。萧虎举例道：“忽必烈之前在邢州调流民屯田，若按此授权，他需先向邢州地方官要流民户籍，再申请屯田，地方官需配合，这样既不越权，又能高效办事。”
其次是“纯粹地方行政的限制”。两人明确，忽必烈“不得干预纯粹的地方行政事务”，具体包括：地方财税政策（如商税、地税的税率调整，需报户部审批）；地方官员的任免（需由中书省或地方官府任命，忽必烈可推荐，不可直接任命）；地方民事纠纷（如百姓的田宅纠纷、部落的非军务纠纷，需由地方官府或部落首领处理）。为防止忽必烈越界，还规定“地方官府若发现忽必烈干预纯粹行政事务，可直接向中书省与枢密院奏报，无需经忽必烈同意”。耶律楚材道：“军政分离是元代行政的核心原则，若宗室可干预地方行政，地方官府便会失去权威，最终导致治理混乱。”
再者是“行政协调机制的建立”。为避免忽必烈与地方官府因权限不清产生冲突，两人还设计了“漠南军政协调会议”制度：“每月初一，忽必烈需与漠南各地方官在邢州召开协调会议，会议由枢密院派‘协调官’主持，商议当月军务与行政的配合事项，如军粮征收与地方税的衔接、流民安置与地方户籍的对接等，会议记录需报中书省与枢密院备案。”这一机制，既为忽必烈与地方官府提供了沟通平台，也让中枢能及时掌握漠南军政动态，避免信息不对称引发矛盾。
在划定边界时，两人还特别考虑了“汉法推行的权限”。忽必烈在漠南推行汉法，如农耕技术推广、汉式户籍制度，这些虽非直接军务，却能稳定漠南局势，间接支持防务。两人最终议定：“忽必烈可在屯田区与民兵中推行汉法，如教流民农耕、用汉式户籍登记民兵，但不得在纯粹的蒙古部落聚居区强制推行，需尊重部落传统；汉法推行的具体措施，需报中书省备案，若涉及制度变革（如新的户籍制度），需中书省审批后才可实施。”耶律楚材解释道：“这样既支持忽必烈用汉法治理，又避免激化汉法与草原传统的矛盾，符合漠南‘汉蒙杂居’的实际。”
这些边界划定，萧虎都写在“行政授权册”上，册页末尾特别注明“所有权限以本册为准，若有新增事务，需报中枢审批，不得自行扩大权限”，确保忽必烈清楚自己的行政边界。
考虑到忽必烈在部落事务上的历练不足，两人在“部落事务授权”上采取“辅助为主、有限放权”的策略——既不让忽必烈直接主导部落事务，避免因经验不足出错，又让他参与其中，积累经验，同时借助白虎堂细作营与归附部落首领的力量，形成“三重保障”，符合元代“以部落制部落”的治理传统。
首先是“归附部落事务的有限放权”。两人议定，忽必烈可“自主与漠南归附部落联络，商议军务合作事宜”，具体包括：借用部落牧地进行民兵训练、雇佣部落勇士协助驿路防护、与部落交换物资（如用茶叶换部落的马匹）。但放权的同时设置了“双重前提”：一是“联络前需向白虎堂细作营核实部落的忠诚度”，避免与暗中归附察合台系的部落合作；二是“合作协议需报枢密院备案”，协议中不得涉及“土地割让、税赋减免”等超出军务范畴的内容。萧虎道：“归附部落是漠南防务的助力，却也可能是隐患，让忽必烈联络，是为积累经验；让细作营核实、枢密院备案，是为防风险。”
其次是“异动部落事务的严格限制”。对于察合台系、窝阔台系的附属部落（属异动部落），两人明确“忽必烈不得直接接触，需由白虎堂细作营负责情报收集，中枢负责决策，忽必烈仅可按中枢指令，派军队配合行动”。具体流程为：细作营发现异动部落的异常动向（如集结、囤粮），先报萧虎与耶律楚材，两人商议后提出应对方案，奏报皇帝批准，再由枢密院向忽必烈下达指令，忽必烈按指令派军配合禁军或细作营行动。耶律楚材举例道：“若察合台系部落袭扰驿路，细作营核实后，中枢决定反击，忽必烈只需按指令派民兵截断部落退路，无需他制定战术，这样既发挥他的兵力优势，又避免他因经验不足制定错误战术。”
再者是“部落事务的辅助机制”。为帮助忽必烈更好地处理归附部落事务，两人还设计了“双重辅助”：一是“部落顾问”，从漠南归附的老部落首领中选拔三人，作为忽必烈的“部落事务顾问”，顾问需熟悉草原部落的习俗与矛盾，为忽必烈提供建议，顾问的任命需经中枢批准，确保中立；二是“细作辅助”，白虎堂在忽必烈的漠南办公点派驻两名“部落事务细作”，专门协助他核实部落信息、翻译部落语言（部分部落使用方言，忽必烈可能听不懂）、起草合作协议，避免因信息误差或语言障碍出错。
这些设计，既考虑了忽必烈的历练需求，又为他设置了“安全网”。萧虎在“部落授权册”上写道：“部落事务，以学为主，以做为辅，辅助不缺位，放权不越位。”耶律楚材对此深表认同：“忽必烈虽缺历练，却也需在实践中学习，这样的设计，既能让他积累经验，又能避免犯错，是最合适的方式。”
两人在商议授权尺度时，也预判到忽必烈可能对“限制条款”不满——毕竟他求掌兵权，希望获得更大的自主权，过于严格的限制可能影响他的积极性，甚至引发他与中枢的矛盾。因此，他们特意设计了“渐进式授权”与“沟通机制”两类预案，既安抚忽必烈，又确保授权尺度不被突破。
首先是“渐进式授权”预案。两人议定，授权尺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以半年为周期，根据忽必烈的表现调整”：若半年内忽必烈严格遵守授权条款，未出现越权行为，且漠南防务成效显着（如盗匪减少、部落归附增多、军粮充足），则可“适度放宽部分限制”——如调兵自主上限从三千人增至四千人，粮草申请可改为“每两月报备一次”，部落事务可自主处理归附部落的轻微纠纷。放宽的权限需由枢密院与中书省共同审批，以“文书”形式正式告知忽必烈，避免口头承诺引发争议。萧虎道：“渐进式授权，既给了忽必烈目标，也让他看到朝廷的信任是逐步增加的，可减少他的不满。”
其次是“沟通机制”预案。两人设计了“三级沟通渠道”，让忽必烈有机会表达不满与诉求：一级沟通是“月度协调会议”，忽必烈可在与地方官的协调会议上，向枢密院派来的协调官提出权限相关的疑问或建议；二级沟通是“季度奏报”，忽必烈每季度可向皇帝与萧虎提交“漠南军务奏疏”，奏疏中可专门阐述对授权尺度的看法；三级沟通是“紧急面谈”，若忽必烈遇到重大问题（如权限不足无法应对突发防务），可通过白虎堂暗卫申请与萧虎或耶律楚材面谈，面谈需在中都或漠南的“中立地点”（如枢密院漠南办事处）进行，确保沟通公平。耶律楚材道：“让忽必烈有渠道表达诉求，他的不满便有地方释放，不易积累成矛盾。”
此外，两人还考虑了“舆论引导”预案。若忽必烈公开表达不满，可能影响漠南军民的信心，因此他们决定“提前向漠南军民传递‘授权是为更好防务’的信号”——由枢密院发布“漠南授权告示”，告示中说明授权尺度的设计目的是“兼顾防务与安稳”，并非不信任忽必烈；同时让归附部落首领与地方官公开支持授权条款，如让邢州地方官表态“会配合忽必烈处理军务相关行政，授权条款有利于双方协作”。这些舆论引导，可减少忽必烈不满的影响，避免军民误解。
最后，两人还准备了“安抚措施”预案。若忽必烈因授权限制未能及时应对防务，导致小范围失误，朝廷将“不追究其责任，而是协助其改进”——如派禁军或细作营支援，帮助他弥补失误；同时在后续的奏报中，仍肯定他的其他成效，避免因一次失误否定他的整体工作。萧虎道：“忽必烈是拖雷系的核心，朝廷需安抚，而非打压，这些预案，既是防不满，也是保宗室与朝廷的关系。”
这些预案，都被写入“授权应对册”中，与军事、行政、部落授权册共同构成完整的“漠南授权体系”，确保无论忽必烈是否不满，都有应对之策，既不突破权力制衡的底线，又能维护他的积极性。
深夜，萧府书房的烛火仍未熄灭，萧虎与耶律楚材已完成“漠南授权方案”的定稿——方案包括“军事授权册”“行政授权册”“部落授权册”“应对预案册”四部分，共二十三条条款，每条都明确、具体，且符合元代制度与漠南实际。两人随后对“后续奏报、方案传达、监督执行”做了细致安排，确保方案能顺利落地。
首先是“方案的定稿与签章”。萧虎将四册授权方案整理成册，封面用“黄色绫缎”包裹，标注“漠南忽必烈授权方案”，册页末尾留出“签章处”，萧虎与耶律楚材分别签下自己的名字，盖上私印——萧虎盖的是“白虎堂统领印”，耶律楚材盖的是“中书省参议印”，这两个印章代表军事与文职系统的认可，让方案更具权威性。定稿后，萧虎将方案分为“正本”与“副本”：正本用于奏报皇帝，副本由萧虎与耶律楚材各存一份，便于后续监督执行。
其次是“奏报皇帝的安排”。两人议定，次日清晨由萧虎亲自将方案正本奏报皇帝，奏报时需“先阐述漠南防务的重要性，再说明方案的设计思路，最后强调方案的制衡作用”，避免皇帝认为方案过于复杂或限制过多。耶律楚材还为萧虎准备了“奏报摘要”，摘要中提炼出方案的“三大核心优势”：一是“制度合规”，符合元代宗室授权旧例；二是“权责清晰”，避免权力纠纷；三是“灵活可调”，可根据表现调整。萧虎道：“皇帝最关心的是安稳与合规，有这摘要，奏报会更顺利。”
再者是“方案传达给忽必烈的安排”。两人决定，待皇帝批准后，由萧虎与耶律楚材共同前往漠南，向忽必烈传达方案——传达时需“先肯定他的治绩与能力，再逐条解释方案条款，最后说明渐进式授权的机制”，避免忽必烈觉得方案是“限制”，而是“支持他更好地掌兵”。传达地点选在漠南的“军务大营”，需有枢密院监军、地方官与部落顾问在场，既体现方案的公开性，也让各方知晓权限边界，便于后续配合。
最后是“监督执行的安排”。两人确定，由“枢密院+白虎堂+户部”三方共同监督方案执行：枢密院派监军驻漠南，监督军事与部落授权的执行；白虎堂细作营负责收集忽必烈的行事信息，及时向萧虎汇报；户部通过粮官与财税账册，监督行政与粮草授权的执行。三方需每季度向皇帝提交“监督报告”，报告中需说明“方案执行情况、忽必烈的表现、是否需要调整权限”，确保方案执行不偏离初衷。
当两人完成所有安排时，窗外已泛起鱼肚白，雪不知何时停了，晨光透过窗缝照进书房，落在满桌的授权方案上。耶律楚材起身告辞，萧虎送至书房门口，两人相视一笑——这场深夜密议，不仅定出了忽必烈的授权尺度，更平衡了宗室、重臣与朝廷的利益，为漠南的安稳奠定了基础。“有此方案，漠南可安，”萧虎道，“先生之功，不可没。”耶律楚材摇头：“是大人与我同心，为朝廷计，方有此果。”说罢，两人拱手作别，各自投入到方案的后续推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