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牧民巴特尔（非弘吉剌部吏员）之前因没草场，靠帮人放羊为生，现在他从管控司分到三十亩牧地，养了三匹私马，还成了部落的马倌，每月能领十五斤青稞补贴。“我现在每天赶着马在自己的牧地上放，不用再看别人脸色，”巴特尔笑着道，“明年我还想再多养两匹小马驹，娶个媳妇，好好过日子。”

部落的妇女们也受益不少——之前因草场兼并，男人们常去抢草场，死伤不少，妇女们既要牧马，又要照顾家人，苦不堪言。现在，男人们不用再抢草场，能在家帮忙，妇女们有更多时间纺羊毛、做奶食，还能去管控司领牧草种子，种些耐寒的蔬菜。速不台的妻子道：“现在男人们不打架了，家里有青稞，马也安稳，我每天能纺两斤羊毛，卖了能换些盐和布，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民生的改善，也让部落的凝聚力更强了——之前因抢草场，部落内部常因分草场闹矛盾，现在按限额分牧地，公平透明，矛盾少了；部民们一起参与草场修复、边界巡查，关系更和睦了。脱脱部领主也速该道：“以前部落像一盘散沙，现在像一家人，这都是限额制的功劳——大家日子好了，心也齐了。”李衡在给中央的奏报中写道：“民生安，则部落安；部落安，则草原安。限额制落地，民生改善，此乃草原长治久安之基。”

牧群管控司作为限额制落地的“执行者”，其高效运转离不开“中央-行省-部落”三级协同机制——中央定政策、行省督执行、部落共参与，三者既分权又协作，确保限额制不跑偏、不落空。

中央层面，萧虎每半月都会收到管控司的“成效报告”，对限额制的微调提出指导意见。当亦乞列思部因新添两千匹小马驹需调整限额时，萧虎下旨：“可按‘幼马折半’原则，临时放宽限额五百匹，待小马驹成年后再按标准核算，既不违制度，又顾部落实际。”这份灵活的指导，让管控司在执行时更有余地，亦乞列思部也感激朝廷的体恤。

行省层面，岭北行省平章阿术每月都会赴管控司巡查，监督限额执行情况，协调行省资源支持。当管控司缺苜蓿种子时，阿术立刻从行省库房调运两千斤种子；当阿里不哥部代管草场需挖渠引水时，阿术派五十名行省士兵协助，确保草场修复顺利。“管控司是行省的‘手’，”阿术对李衡道，“你们缺资源，行省定全力支持，不能让你们因缺人缺物误了大事。”

部落层面，各部落派吏员参与管控司工作，既监督执行，又传递部落需求。脱脱部的帖木儿、汪古部的合撒儿、弘吉剌部的巴特尔，都是部落派来的吏员，他们熟悉部落情，能及时反馈限额执行中的问题。“之前管控司想把老弱马都清退，”巴特尔道，“我反馈说部落需要老弱马给孩子们练手，李大人就调整了方案，保留了两百匹健康的老弱马，这样既不违限额，又顾部落需求。”

三级协同机制还体现在“问题处置”上——当合丹部残余势力试图隐瞒超限额的三百匹马时，管控司先核实情况，报行省；行省派监司官核查，确认后报中央；中央下旨“劝谕改正，初犯免罚”。合丹部领主看到中央、行省、管控司的协同处置，不敢再隐瞒，主动清退了三百匹马。“这种协同，既显权威，又有温度，”李衡道，“让宗藩知道，违规会被查，改正有机会，这样才会主动遵令。”

正是这种三级协同，让限额制在落地过程中，既守住了制度底线，又兼顾了部落实际，避免了“一刀切”的弊端，也确保了成效的持久。阿术在给中央的奏报中写道：“中央定方向，行省强保障，部落共参与，三者协同，则限额制生根，削藩成效显，草原长治久安可期。”

限额制落地后，草原生态的改善也逐渐显现——之前因草场兼并、超限额放牧导致的草场退化，如今因“轮牧制+草场修复”，渐渐恢复生机，牧草长势变好，牧群也更壮实，形成“生态-牧群-民生”的良性循环。

牧群管控司按“四季轮牧”原则，将各部落的牧地分为“春牧地、夏牧地、秋牧地、冬牧地”，每季度轮换一次，避免某一片草场过度放牧。脱脱部的帖木儿道：“以前咱们总在一片草场放，直到草吃完了才换，草场越来越差；现在按轮牧制，一片草场放一季，再放时草又长好了，牧草比以前肥多了。”李衡补充：“轮牧制是按草原生态规律定的，这样既能保护草场，又能让马吃到新鲜牧草，一举两得。”

代管草场的修复是生态改善的重点。阿里不哥部的一千零五十顷代管草场，管控司派吏员监督种植苜蓿、羊草等耐寒牧草，每月浇水、除草，现在牧草已长到一尺高，远远望去一片绿色。兽医在巡查时发现，这片草场的马群比之前壮实不少：“以前这里的马多是皮包骨，现在毛色发亮，体重也增加了，这都是牧草好的缘故。”

超限额清退的草场，也被改造成“生态恢复区”，禁止放牧，只种牧草，待草场恢复后再按限额分配。汪古部清退的五十顷草场，现在已种满针茅，成为小部落的冬牧场，小部落领主道：“这片草场以前被过度放牧，草都长不起来，现在恢复了，冬天咱们的马终于有草吃了。”

生态的改善，也让草原的野生动物多了起来——之前因草场退化，黄羊、旱獭等动物很少见，现在时常能看到它们在草场边缘活动。老牧民速不台道：“动物多了，说明草场好了，咱们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这是好兆头啊！”管控司将生态改善情况记录在“草原生态册”中，报行省与中央，萧虎看到后，下旨“继续推广轮牧制与草场修复，让草原生态越来越好”。

生态的改善，不仅让牧群更壮实，也让部民的生活更有保障——牧草多了，马能吃得饱，奶食、肉的产量也增加了；野生动物多了，部民们偶尔还能捕猎，改善伙食。这种“生态-牧群-民生”的良性循环，让限额制的成效更持久，也让草原的稳定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蒙古故地的削藩成效，很快形成“示范效应”，向草原其他区域扩散——东部的亦乞列思部、西部的合丹部残余势力、北部的斡亦剌部，纷纷效仿蒙古故地，主动申请推行限额制，设临时管控司，清退超占草场，草原治理的新局面渐渐形成。

东部的亦乞列思部，之前因远离中都，对限额制一无所知，看到脱脱部的变化后，派使者赴蒙古故地管控司学习。使者看到脱脱部按限额牧马、草场恢复良好，还领到青稞补贴，回去后立刻向领主禀报。亦乞列思部领主随即派吏员赴管控司，申请推行限额制，李衡派巴特尔协助他们丈量草场、定限额，还送了五百斤苜蓿种子。“蒙古故地的经验太有用了，”亦乞列思部领主道，“咱们也要按限额来，让部民过上安稳日子。”

西部的合丹部残余势力，之前因抵触限额制，被管控司劝谕过一次，现在看到察合台部的转变，主动清退了超占的两百顷草场，还申请设临时管控司。合丹部领主道：“蒙古故地的部落，以前和咱们一样，现在都安稳了，咱们不能再抵触，不然只会越来越落后，日子越来越差。”管控司派帖木格协助他们设临时管控司，合丹部的限额制很快落地，部民们看到草场恢复、马群安稳，对领主的不满也渐渐消散。

北部的斡亦剌部，以游牧为主，之前常因争夺水草与其他部落冲突，听闻蒙古故地的成效后，派使者赴中都，请求中央派实务官指导推行限额制。萧虎欣然同意，派王顺赴斡亦剌部，协助他们丈量草场、定限额，还从蒙古故地调了十名有经验的吏员帮忙。斡亦剌部领主道：“有中央的指导，有蒙古故地的经验，咱们的限额制一定能落地，以后再也不用为水草打架了。”

示范效应的扩散，让元代草原的治理效率大幅提升——之前中央需派大量实务官赴各部落推行制度，现在各部落主动学习、主动申请，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枢密院使伯颜在给萧虎的奏报中写道：“蒙古故地的削藩成效，如星火燎原，向草原全域扩散，此乃陛下‘以点带面、以效促行’之策的成功，草原治理，指日可待。”萧虎道：“这是限额制的力量，是民生改善的力量，只要让部落看到实惠，他们就会主动遵令，草原的安稳，也就不难了。”

秋初，蒙古故地及周边部落，已有十八部落推行限额制，草场兼并案件零发生，限额执行率达九成八，草原治理的成效远超预期。李衡站在怯绿连河草场，看着远处各部落按限额牧马、草场恢复良好，心中感慨万千——半年前的紧张与混乱，如今已变成安稳与有序，这便是削藩的真正成效，是限额制的真正力量。

蒙古故地削藩成效的落地，在元代草原治理史上具有“制度奠基与治理转型”的双重历史意义，其影响不仅限于至元年间，更深刻塑造了元代乃至后世边疆治理的模式，成为元代“以制度安边疆”的典范。

从制度层面看，此次成效标志着元代草原“牧地限额制”的正式确立，终结了“宗藩私占、草场兼并”的混乱局面，形成“以户定地、以地定马、以制管牧”的规范体系。《元史?食货志》记载“至元四十六年，蒙古故地限额制行，草场兼并止，诸王牧地有常，牧政始入正轨，终元之世无大乱”，可见限额制成为元代草原牧政的“根本制度”，后续元代在岭北、辽阳等行省推广，均以蒙古故地为范本，完善了元代边疆治理的制度体系。

从中央集权层面看，成效的落地强化了中央对草原的“制度性管控”——此前中央对草原的管控多靠武力威慑与宗藩妥协，此次通过限额制、牧群管控司、三级协同机制，将中央意志转化为草原的日常治理，实现了“从武力管控到制度管控”的转型。蒙古故地十二部落严格遵令，察合台等强藩主动归附，体现了中央权威在草原的深度渗透，为元代后续对西藏、云南等边疆地区的治理，提供了“以制度固权”的借鉴。

从宗藩治理层面看，成效验证了元代“威恩并施、以利导行”策略的有效性——先以阿里不哥问责显“威”，再以限额制、青稞补贴、草场修复施“恩”，让宗藩从“被动服软”转为“主动遵令”。这种“惩一儆百+以效促服”的策略，避免了“单纯压制引发的反弹”，也避免了“单纯安抚导致的纵容”，成为元代治理宗藩的“核心策略”，后续对其他边疆民族的治理，均沿用此思路。

从民生与生态层面看，成效实现了“草原民生-生态-牧政”的协同发展——限额制带来稳定牧地，民生改善；轮牧与草场修复改善生态，生态改善又促进牧群壮实，形成良性循环。《元史?五行志》载“至元四十六年后，蒙古故地草场渐茂，牧群壮实，部民无饥馑，此乃限额制之效也”，这种协同发展模式，为后世边疆治理提供了“生态优先、民生为本”的宝贵经验。

从历史描点看，此次成效还凸显了元代“多元一体”治理体系的完善——蒙古故地作为蒙古族核心区域，其治理模式既保留了草原牧政的特色（如户均草场标准），又融入了元代中央集权的制度元素（如行省统辖、专司管控），实现了“草原传统与中央制度”的融合，为元代构建“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秋初的夕阳，洒在蒙古故地的草场上，牧群管控司的司标柱在余晖中泛着光，虎首标识与远处的马群、牧草构成一幅安稳的画卷。李衡与那拉珠尔并马立于高岗上，看着各部落按限额牧马、马倌们巡查边界、部民们收割苜蓿，心中满是感慨。“半年前，谁能想到草原会变成这样？”那拉珠尔道，“阿里不哥服惩，察合台遵令，兼并止息，限额生根，这都是陛下‘以制止乱、以规安藩’的智慧。”李衡点头：“草原的治理，从来不是靠征服，而是靠让每一个部落、每一户部民都能在制度下安稳生活。现在限额制扎了根，成效显了形，草原的长治久安，便有了保障。”

远处，萧虎派来的使者正带着赏赐的青稞，向管控司走来；各部落的领主们也正赶往管控司，商议明年的草场修复计划。夕阳下，草原的风带着牧草的清香，吹拂着马群的轻嘶与部民的笑语，书写着元代草原“削藩显效、制度生根”的新篇章，也见证着元代中央集权治理边疆的智慧与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