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北行省与牧群管控司的协同机制，是机构设立的关键——既要让管控司隶行省，又要避免行省过度干预，萧虎与大臣们商议后，制定“统而不揽、协而不掣”的协同章程。

首先是“汇报流程”：管控司每十日向行省报“核牧进度、草场情况、纠纷调解”；每月向中央报“月度总结、问题反馈、下月计划”；行省每季度向中央报“管控司监督情况、协同成果”。阿术行省平章对帖木格道：“汇报要实，不能瞒报、漏报——管控司核牧有误差，要如实报；部落有不满，也要如实报，这样中央才能及时调整，咱们才能协同应对。”帖木格道：“大人放心，臣定如实汇报，不欺瞒。”

其次是“权责划分”：行省掌“管控司官任免提名、重大纠纷裁决、草场分配最终审批”；管控司掌“日常核牧、草场修复监督、一般纠纷调解”。当管控司遇到“部落拒不核牧”“重大草场纠纷”等事，需先报行省，行省裁决后，管控司再执行。阿里不哥部若对代管草场修复有异议，管控司需先调解，调解不成报行省，行省派监司官核查后裁决，避免管控司擅自处置引发抵触。

再者是“资源协同”：行省为管控司提供“粮秣、驿递、人员支持”——管控司赴部落核牧，行省提供青稞补贴；管控司需传递政令，行省协调驿站；管控司缺吏员，行省从行省吏员中调派。阿术对李衡道：“管控司在草原办事，难免缺资源，只要按章程申请，行省定全力支持，不会让你们因缺粮、缺人误事。”李衡道：“多谢大人，有行省支持，管控司的事会好办很多。”

最后是“监督机制”：行省派监司官驻管控司，实时监督司事，若发现管控司“私改核计数据、私分代管草场”，监司官可直接报行省，行省核实后可暂罢司官职权，再报中央审批。监司官对李衡道：“李大人，我来监督，不是要挑错，是要帮管控司走正路，避免你们因一时疏忽犯错，咱们目标一致，都是为草原安稳。”李衡道：“监司官说得是，欢迎监督，咱们一起把事做好。”

协同机制落地后，行省与管控司的关系愈发顺畅——管控司核牧缺量天尺，行省立刻从行省库房调；行省需了解部落牧群情，管控司及时报；两者既分权又协同，避免了“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困境，为管控司在草原的落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蒙古故地各宗藩对管控司的设立，反应各异——有支持、有观望、有疑虑，萧虎与管控司通过“示好、安抚、承诺”，逐步化解疑虑，赢得支持。

阿里不哥部最初疑虑重重——阿里不哥怕管控司“借核牧之名，夺剩余草场”，便派帖木儿长老赴中都见萧虎。萧虎在大殿召见帖木儿，递上“管控司章程”：“长老看，管控司掌核牧，是按官尺量，公平透明；管草场，是按‘三年返还’之约，修复后还你们；调纠纷，是帮你们解难题，不是夺权。你们若有疑，可派吏员入管控司当吏员，实时监督司事。”帖木儿看到章程中“部落可派吏员参与管控司”的条款，心中释然：“陛下圣明，老臣代阿里不哥部谢恩！我们愿派吏员入司，配合管控司事。”

察合台部阿鲁忽则持观望态度——阿鲁忽虽主动核牧，却怕管控司“管得太严，影响部落自治”。李衡亲自赴察合台部，带着管控司的“核牧计划”：“领主，管控司核牧，会提前与部落商议时间；定限额，会按草场承载量，不会让你们超限额清退太多；若部落有困难，还能帮你们申请青稞补贴、草场种子。”他还让帖木格带来行省的“承诺文书”：“行省保证，管控司不干预部落日常牧马，只掌核牧、管草场、调纠纷，绝不多管。”阿鲁忽看着计划与文书，道：“李大人，我信你们！察合台部愿配合管控司，按章核牧。”

弘吉剌部则全力支持——弘吉剌部与元廷有姻亲之谊，斡罗陈领主听闻管控司设立，立刻派巴特尔赴中都，申请提前核牧：“李大人，咱们部愿做管控司的‘试点’，先核牧、再管草场，为其他部落做榜样！”萧虎听闻后，下旨赏赐弘吉剌部青稞五千石、苜蓿种子百石：“弘吉剌部识大体、遵令，当赏！望你们带动其他部落，共同支持管控司。”斡罗陈领主接到赏赐，对部民道：“朝廷设管控司，是为草原好，咱们要全力支持，日子才会越来越好！”

汪古部合撒儿最初抵触——合撒儿怕管控司用官尺核牧，核减草场，便不愿配合。李衡带合撒儿去弘吉剌部观摩：“合撒儿吏员，你看，弘吉剌部用官尺核牧，不仅没核减草场，还得赏赐；管控司帮他们修复草场，明年草场承载量会提升，牧群限额也会增加。你们若配合，也能得好处。”合撒儿看着弘吉剌部长势喜人的苜蓿，又听闻“配合者可申请返还老弱马”，终于松口：“李大人，我愿配合管控司核牧，也让汪古部得些好处。”

宗藩的态度转变，让管控司在草原的落地愈发顺利——至夏末，已有八部落主动申请核牧，三部落派吏员入管控司，无一部落公开抵触。李衡对帖木格道：“只要让宗藩看到‘管控司是帮他们，不是管他们’，他们就会支持。”帖木格道：“是啊，公平与利益，是打动宗藩的关键。”

牧群管控司的署衙建设，选在怯绿连河驿站旁——这里是蒙古故地的驿路枢纽，便于与行省、部落联络，且靠近之前的丈量点，有现成的房屋可改造，节省时间与资源。

署衙建设由李衡、帖木格主持，实务官与部落吏员共同参与——将丈量点的库房改造为“司署正厅”，厅内摆着行省送来的公案、书架，书架上放着《大元通制》《草原牧政志》《核牧登记册》；将旁边的毡房改造为“吏员房”，供吏员办公、歇息；还搭建了“议事亭”，用于与部落领主、长老商议核牧、调解纠纷。

建设中，部落吏员们格外用心——脱脱部的帖木儿带着吏员们铺地砖，用的是草原特有的青石板，防潮耐用；汪古部的合撒儿带着人搭建议事亭，亭柱上刻着“公平、协同、安稳”六个字，是李衡拟定的管控司宗旨。合撒儿道：“这六个字，是咱们管控司的根，要刻牢，不能忘。”李衡点头：“说得好！咱们做的事，就是为了草原公平、部落协同、长久安稳。”

署衙外还立了两根“司标柱”——高两丈，顶端铸着小型虎首（与虎形量天尺呼应），柱身刻着“蒙古故地牧群管控司”“隶岭北行省”字样，既是标识，也是权威的象征。过往的驿卒、部落马倌看到司标柱，都知道这里是管控司署，有牧群、草场的事，都能来这里找管控司。

建设历时十日，署衙终于完工。李衡在正厅举行“开司仪式”——邀请岭北行省监司官、蒙古故地各部落使者、实务官参加。仪式上，李衡宣读管控司职掌，帖木格宣读协同章程，巴特尔宣读吏员名单。监司官代表行省授“管控司印信”——铜制印信，方三寸，刻着“蒙古故地牧群管控司印”，是管控司履职的凭证。李衡接过印信，高声道：“蒙古故地牧群管控司，今日开司！愿与行省、部落协同，固草原治理成果，保草原长久安稳！”众人齐声道“好”，掌声在草原上回荡。

开司后，管控司立刻展开工作——李衡带吏员赴阿里不哥部核牧，帖木格赴行省汇报，巴特尔赴弘吉剌部协调草场修复，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司署正厅的公案上，第一份“核牧记录”已开始撰写，记录着“阿里不哥部核牧第一天，核计牧群一万匹，无超限额”，字迹工整，透着新生机构的活力。

牧群管控司成立后，立刻启动“草原牧政规范”制定，从“核牧流程、草场管理、纠纷调解”三方面入手，将削藩成果固化为制度，让草原牧政有章可循。

核牧流程规范，细化为“三查三核”——查草场面积（用虎形量天尺量，确保准确）、查牧群数量（逐群计数，幼马折半）、查牧群健康（兽医随行，查病马）；核限额（按草场承载量定）、核登记（与部落登记册比对）、核反馈（听部落意见，调整计划）。李衡在阿里不哥部核牧时，严格按“三查三核”流程，阿里不哥看着实务官们逐一查核，道：“这样核牧，公平透明，咱们部落服气。”

草场管理制度，明确“轮牧、修复、返还”三原则——轮牧按“四季分区”，避免草场退化；修复按“代管草场优先”，阿里不哥部的一千零五十顷代管草场，管控司派吏员监督种植苜蓿，每月检查长势；返还按“三年之约”，若部落遵令，三年后返还全部代管草场，还可申请增加草场面积。帖木格在行省汇报时，行省平章阿术道：“草场是草原的根，管好草场，才能管好牧群，你们的制度，抓得准。”

纠纷调解规范，制定“先调解、后裁决、再执行”三步——部落间纠纷，先由管控司召集双方，用官尺量草场、核牧群，公平调解；调解不成，报行省裁决；裁决后，管控司监督执行，确保双方无异议。脱脱部与汪古部因一片草场起纠纷，管控司用官尺量出草场实际面积，按“先占者优先、后占者补偿”的原则调解，双方均满意。合撒儿道：“以前部落间纠纷，要吵几个月，现在管控司调解，几天就成，效率太高了！”

规范制定后，管控司将其誊抄成册，分送各部落、行省，还在司署外张贴，供部民查看。李衡道：“规范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这样才能按章办事，避免误解。”部落领主们看到规范，纷纷道：“有了这些规矩，咱们草原的牧政，再也不会乱了！”至秋初，规范已在蒙古故地推行，核牧有序、草场不抢、纠纷减少，草原治理的新局面，渐渐形成。

牧群管控司的设立，在元代草原治理史上具有“制度固化与治理深化”的双重历史意义，其影响远超机构本身，深刻推动了元代中央对草原的集权治理，也完善了元代行省制度的实践。

从制度层面看，管控司的设立，将削藩的“临时性成果”转化为“永久性制度”——此前的量天尺普及、核牧、削藩，多为临时举措，而管控司的设立，让“核牧、管草场、调纠纷”成为常规事务，纳入行省统辖体系，避免了“削藩后故态复萌”。《元史?百官志》记载“至元四十六年，蒙古故地设牧群管控司，隶岭北行省，掌牧政，终元之世，草原牧政无大乱，盖因司之设也”，可见管控司成为元代草原牧政的“制度支柱”，完善了元代“中央-行省-专司-部落”的四级治理体系。

从中央集权层面看，管控司隶行省，既避免了“中央远控难及”的困境，又避免了“行省权大独揽”的风险——中央通过行省统辖管控司，行省通过管控司落地政令，管控司通过部落吏员融本土情，形成“集权而不专断、分权而不分散”的格局。后续元代在西藏设“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在云南设“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均借鉴此“行省辖专司”模式，强化了中央对边疆的管控。

从削藩巩固层面看，管控司通过“公平核牧、透明管草场、高效调纠纷”，让宗藩从“被动服削藩”转为“主动认制度”——阿里不哥部因管控司协助修复草场，对中央信任加深；察合台部因管控司公平核牧，不再观望；弘吉剌部因管控司带动受益，成为遵令典范。这种“以机构安宗藩、以制度固削藩”的策略，比单纯的武力压制更有效，为元代草原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制度基础。

从治理智慧层面看，管控司的设立体现了元代“因地制宜、因事设司”的治理思路——蒙古故地以牧为主，便设牧群管控司；若以农为主，则设农政司，如中原行省设“劝农司”。这种“按需设司”的思路，避免了“一刀切”的治理弊端，让机构能真正贴合地方需求，发挥实效。同时，管控司的“本土化职官”（如巴特尔、合撒儿），也体现了元代“以本土人治本土事”的智慧，减少了治理阻力，提升了治理效率。

从历史描点看，管控司的设立还凸显了元代行省制度的完善——元代行省初设时，权力较散，至元中后期，通过设专司（如牧群管控司、驿站管控司），行省的“统辖权”与专司的“事务权”分离，既强化了行省的统辖地位，又让专司能专注特定事务，推动行省制度从“粗放”走向“精细”，为后世行省制度的发展（如明代的布政使司、按察使司）提供了重要借鉴。

至元四十六年秋初，中都皇城大殿内，萧虎看着管控司送来的“首月工作报告”——核牧部落八处，无超限额；调解纠纷三起，均无异议；代管草场修复进度达三成；宗藩满意度九成。他放下报告，对伯颜道：“管控司立住了，草原的治理，总算走上了正轨。”伯颜道：“陛下，这是‘以司固权、以省统治’的成效，也是陛下‘威恩并施、制度先行’的结果。”

草原上，李衡带着吏员们在阿里不哥部核牧，官尺的铜铃声清脆；帖木格在行省汇报工作，与阿术平章商议草场修复计划；巴特尔在弘吉剌部协调苜蓿种植，部民们脸上满是笑意。管控司的司标柱在阳光下泛着光，虎首标识与远处的草原、牧群构成一幅安稳的画卷——这既是元代中央权威的象征，也是草原“制度安邦、协同发展”的见证，更是萧虎削藩成果固化的标志，书写着元代草原集权治理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