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的第一步是“搁置毒酒”。理宗让李忠将听雨轩的毒酒撤下，藏回太医院，还叮嘱李忠：“此事不准对外人提，若有人问起，就说‘陛下只是想嘉奖萨仁，没别的意思’。”李忠领命后，心里松了口气——他本就怕毒酒之事败露，现在搁置，正好不用担风险。理宗看着李忠离开的背影，却又喃喃自语：“若萨仁真的反了，史宅之能对付得了吗？”他对史宅之的信任，也仅停留在“暂时有用”的层面。

第二步是“召见萨仁，假意安抚”。理宗为了掩盖自己的谋划，以“商议互市后续事宜”为名，召见萨仁赴宋宫议事。萨仁接到旨意后，心里隐约觉得不对劲——互市后续事宜已与赵孟頫商议妥当，理宗突然召见，恐有变故。楚兰劝萨仁：“姑娘，要不要带些人去？宋宫怕是不安全。”萨仁摇头：“若理宗真有恶意，带再多的人也没用；若只是议事，带人行事反而显得咱们心虚。”她只带了小翠，轻装前往宋宫。

议事时，理宗刻意表现“亲近”：他让宫女给萨仁倒普通的茶水（非之前准备的毒酒），还对萨仁道：“萨仁姑娘，互市能顺利推进，你功不可没，朕赏你‘江南协作都尉’的虚职，以后你在临安处理事务，宗室会多配合你。”萨仁躬身谢恩，却不动声色地观察理宗——她发现理宗眼神闪烁，不敢与自己对视，且案上的青梅酒（之前准备赐毒酒的酒）不见了，心里立刻明白：理宗定有过不利于自己的谋划，现在只是暂时搁置。

议事结束后，理宗单独留下萨仁，试探道：“萨仁姑娘，元廷将来对南宋宗室，会如何处置？会不会……会不会废了朕的宗室之位？”萨仁道：“陛下放心，萧将军推行双法，只为江南百姓安稳，不会轻易废黜宗室——只要宗室与元廷协作，百姓能过好日子，宗室的体面，元廷会保留。”这番话，既没承诺，也没安抚，只是陈述事实，却让理宗稍微安心——他觉得萨仁“暂无反意”，留着她，确实能暂时安稳。

决策的最后一步是“委托史宅之监视萨仁”。理宗让史宅之“暂任南宋宗室协防官”，负责“监视萨仁与元廷的联络、收集萨仁的动向”，还将自己的部分旧部交给史宅之指挥。史宅之领命后，心里暗喜：“终于重新获得权力，只要控制了萨仁的动向，将来就能利用她与元廷博弈，甚至翻盘。”理宗却没察觉史宅之的野心，只觉得“有人帮自己监视萨仁，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

萨仁离开宋宫后，对楚兰道：“理宗的猜忌，不会因为一次议事就消除，咱们以后要更谨慎——元廷的情报，要及时传递；流民的安抚，不能松懈，只有百姓安稳，咱们才有立足的根本。”楚兰点头：“姑娘放心，咱们会小心的。”理宗的摇摆决策，不仅没解决问题，反而让南宋宗室的权力格局更复杂——史宅之重新掌权，萨仁警惕加深，元廷的统一步伐，也因这场“毒酒风波”，变得更加坚定。

萨仁从宋宫议事中，敏锐察觉到理宗的“异常”——理宗的假意亲近、眼神躲闪，以及消失的青梅酒，都让她意识到“理宗曾有不利于自己的谋划”。她没有声张，而是选择“低调行事、加强防备”，同时将情况传递给中都的萧虎与耶律楚材，确保元廷知晓南宋宗室的动向，避免陷入被动。

第一步是“低调行事，减少猜忌”。萨仁减少了与元廷驿馆的联络频率，从“每月三次”改为“每月一次”，且联络时尽量让南宋旧部（如赵孟頫）在场，以示“公开透明”；她还主动减少在流民中的活动，将织坊与农耕的管理交给陈谦与赵孟頫，自己则专注于“双法文书整理”，避免因“过于显眼”引发理宗的进一步猜忌。小翠不解：“姑娘，您为什么要把权力交给别人？流民们都信任您。”萨仁道：“现在理宗猜忌我，若我继续掌权，只会让他更不安；交给陈郎中与赵大人，既能让理宗放心，又能让他们多承担责任，一举两得。”

第二步是“加强身边防备”。萨仁筛选西暖阁的侍女与杂役，将史宅之安插的眼线（如之前的侍女小翠，虽已被感化，但仍与史宅之有联系）调离核心岗位，换上自己信任的流民子女；她还让楚兰与老周（元廷细作）加强西暖阁的夜间巡逻，防止有人暗中偷袭。有次，史宅之派来的旧部试图潜入萨仁的书房，偷取元廷的文书，被巡逻的老周当场抓获——萨仁没有声张，只是将人交给元军护治千户处置，既敲打了史宅之，又没激化与理宗的矛盾。

第三步是“传递情报给中都”。萨仁用“织坊报表夹层”的方式，将理宗的异常动向（包括召见时的试探、史宅之重新掌权、监视自己的旧部）写成情报，交给护治千户张恒，让他送往中都。情报中，萨仁分析：“理宗猜忌加深，史宅之欲借监视我重新掌权，南宋宗室内部矛盾加剧，元廷可趁机推进统一，避免夜长梦多。”她还建议萧虎：“可派少量虎贲骑兵加强临安西郊的驻守，既震慑南宋宗室，又能保护流民，防止史宅之的残余势力作乱。”

第四步是“安抚南宋旧部，孤立史宅之”。萨仁知道史宅之想利用旧部监视自己，便主动与陈谦、赵孟頫等南宋旧部联络，向他们透露“史宅之曾挑拨理宗猜忌，试图破坏互市”，让他们对史宅之产生警惕。陈谦对萨仁道：“萨仁姑娘放心，史宅之的为人，我们清楚，不会听他的挑拨；咱们会继续推进双法，帮百姓过好日子。”赵孟頫也道：“若史宅之有异动，我们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绝不让他破坏临安的安稳。”萨仁的这一举措，让史宅之的监视计划难以推进——旧部们不再完全听从史宅之，反而成了萨仁的“间接眼线”。

最后，萨仁还特意“示弱”给理宗看。她以“身体不适”为由，减少赴宋宫议事的次数，每次议事都表现得“谨慎恭敬”，甚至主动向理宗“请教”双法的推进细节，让理宗觉得“萨仁仍受自己控制”。理宗见萨仁如此“听话”，对她的猜忌果然减轻了几分，不再频繁派人行监视——萨仁的敏锐与应对，不仅化解了眼前的危机，还为元廷的统一争取了时间。

史宅之劝止理宗后，并未满足于“宗室协防官”的职位——他将萨仁视为“复出的跳板”，一边假意帮理宗监视萨仁，一边暗中利用萨仁与元廷的关系，为自己铺路，试图在南宋宗室与元廷之间，找到一条“既能保命，又能夺权”的道路。

第一步是“假意监视，实则拉拢”。史宅之派去监视萨仁的旧部，并非真的收集萨仁的“罪证”，而是向萨仁传递“示好信号”——旧部会悄悄告诉萨仁：“史相公知道姑娘是为百姓好，之前的误会，都是理宗的猜忌，史相公愿帮姑娘化解与宗室的矛盾。”史宅之还通过旧部，给萨仁送去“南宋粮储的最新数据”（虽不准确，却能显示“合作诚意”），试图让萨仁相信“他是可以合作的对象”。萨仁看穿了史宅之的意图，却不戳破——她知道，留着史宅之与理宗的矛盾，对元廷有利。

第二步是“向理宗传递假情报，巩固信任”。史宅之故意向理宗禀报“萨仁与元廷的联络减少，且多与南宋旧部商议，暂无异动”，甚至编造“萨仁劝元军减少西郊驻军”的假消息，让理宗觉得“萨仁已被控制，对宗室无威胁”。理宗果然对史宅之更加信任，将“南宋宗室的部分兵权”（如宋宫禁军的管理权）交给史宅之——史宅之终于重新掌握了部分实权，为后续的布局打下基础。

第三步是“联络徐党残余，积蓄力量”。史宅之利用“宗室协防官”的身份，暗中联络之前溃散的徐党残余（约百人），将他们伪装成“宋宫禁军”，编入自己的麾下；他还通过旧部，向流民中散布“史相公将帮宗室恢复权力，让流民过上好日子”的谣言，试图拉拢流民，与萨仁争夺民心。有次，史宅之的旧部在流民安置点散布谣言，被萨仁的侍女小翠当场揭穿——小翠拿出元廷给流民的青稞，对流民道：“大家能吃饱饭，是萨仁姑娘与元廷的功劳，史相公以前扣咱们的粮，现在又来骗咱们，别信他！”史宅之的拉拢计划，暂时受挫。

第四步是“试探元廷的态度”。史宅之通过萨仁的旧部，向元廷驿馆传递“史宅之愿协助元廷治理江南”的消息，试图让元廷觉得“他比理宗更有利用价值”。元廷驿馆将消息传递给中都，耶律楚材对萧虎道：“史宅之是个投机分子，不可信任，但可暂时利用他与理宗的矛盾，加速南宋宗室的瓦解。”萧虎同意：“让驿馆的人假意回应史宅之，说‘若他真能协助治世，元廷可考虑给他职位’，吊着他的胃口，不让他与理宗联手。”

史宅之的最终目标，是“取代理宗，成为南宋宗室的核心，再与元廷谈判，争取‘半独立’的地位”。他对亲信旧部道：“只要咱们控制了宋宫禁军，拉拢了部分流民，再让萨仁帮咱们向元廷说情，理宗就不得不让位于我；到时候，我再与萧虎谈判，保江南半独立，咱们就能掌控江南的权力。”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暴露了史宅之的贪婪与短视——他既没看清元廷统一的决心，也没意识到流民对萨仁的信任早已超过宗室，他的布局，注定只是一场徒劳。

毒酒风波后，南宋宗室的内部矛盾彻底激化——理宗的懦弱多疑、史宅之的功利夺权、赵孟頫的务实协作，三方形成对峙，宗室的权力结构摇摇欲坠，再也无法形成“对抗元廷”的合力，反而加速了南宋的衰落。

理宗与赵孟頫的矛盾，因萨仁而起。赵孟頫支持萨仁推进双法，多次劝理宗“信任萨仁，以百姓为重”，却被理宗视为“通元”。有次，赵孟頫向理宗奏报“江南农耕试点需元廷农官协助”，理宗却怒道：“你眼里只有萨仁，只有元廷，还有没有南宋宗室？”赵孟頫无奈，只能私下与萨仁协作，不再向理宗请示——这让理宗更加猜忌，甚至让史宅之监视赵孟頫的动向。赵孟頫对萨仁道：“陛下现在只信史宅之，咱们的协作，只能更隐蔽，不然会被史宅之抓住把柄。”

史宅之与赵孟頫的矛盾，则是权力之争。史宅之想拉拢南宋旧部，却发现赵孟頫在旧部中威望更高——陈谦、张达等旧部都更愿意听从赵孟頫的安排，而非史宅之。史宅之便向理宗进谗言：“赵孟頫与萨仁过从甚密，恐已投靠元廷，若不限制他，将来会成为宗室的大患。”理宗果然下旨，限制赵孟頫的权力，将“江南粮储的管理权”交给史宅之——史宅之趁机安插自己的旧部，却因不懂粮储管理，导致江南粮储记录混乱，流民的青稞供应出现延迟，旧部们对史宅之更加不满。

理宗与史宅之的矛盾，隐藏在“信任”之下。理宗虽信任史宅之，却也怕史宅之夺权——他将宋宫禁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交给史宅之，另一部分交给自己的亲信宦官李忠，相互制衡；史宅之则想彻底掌控禁军，多次向理宗“请求统一禁军管理”，都被理宗拒绝。史宅之心里清楚：“理宗只是利用我，若我真的掌控了禁军，他定会像对萨仁一样，对我下杀手。”这种相互利用又相互猜忌的关系，让宗室的权力结构更加脆弱。

三方矛盾的爆发，源于“粮储延迟事件”。史宅之管理粮储后，因旧部贪污，导致流民的青稞供应延迟三日，流民们聚集在宋宫门外请愿，要求“恢复赵孟頫管理粮储”。理宗让史宅之处理，史宅之却将责任推给“元廷粮援未到”，还想派兵驱散流民——赵孟頫得知后，立刻找到萨仁，请求元廷提前调拨青稞，缓解流民的不满。萨仁让张恒从元军粮站调拨一千石青稞，很快送到流民手中，流民们纷纷散去。理宗得知后，既感激萨仁，又对史宅之不满，对史宅之道：“你连粮储都管不好，还怎么帮朕对付元廷？”史宅之只能谢罪，心里却对赵孟頫与萨仁更加怨恨。

矛盾的激化，让南宋宗室彻底分裂：理宗困在宋宫，既怕元廷，又怕内部夺权；史宅之掌控部分权力，却不得人心；赵孟頫与萨仁协作，获得流民与旧部的支持，却被理宗猜忌。耶律楚材从元廷驿馆的情报中得知后，对萧虎道：“南宋宗室已内部分裂，无力抵抗，统一江南的时机，已经成熟。”萧虎点头：“再等几日，待巴图额尔敦的骑兵休整完毕，咱们就可推进统一，让江南百姓彻底安稳。”

至元四十五年春的“毒酒风波”，虽以“毒酒搁置”告终，却成了南宋宗室走向末路的“催化剂”——它暴露了理宗的懦弱与猜忌、史宅之的贪婪与短视、宗室内部的分裂与无能，也让元廷彻底认清“南宋宗室不可靠，统一江南需主动推进”，最终加速了元代统一江南的进程。

对南宋宗室而言，风波的影响是“民心尽失”。流民们虽不知“毒酒谋划”，却从理宗的反复、史宅之的夺权、粮储的延迟中，看到了宗室的“无能与自私”——他们不再信任宗室，反而更加依赖萨仁与元廷。流民王氏对织坊工匠们道：“宗室只想着自己的权，萨仁姑娘才想着咱们的饭，以后咱们就跟着萨仁姑娘，跟着元廷，准没错。”这种民心的转向，是南宋宗室最可怕的损失——没有民心，宗室的统治便失去了根基。

对史宅之而言，风波的影响是“短暂复出，最终覆灭”。史宅之虽借风波重新获得权力，却因粮储管理失误、拉拢流民失败，失去了理宗的部分信任；他试图与元廷谈判，却被元廷视为“投机分子”，只是被暂时利用。最终，在元廷统一江南的战役中，史宅之试图率宋宫禁军抵抗，却因禁军士兵多是流民出身，不愿为他卖命，纷纷倒戈——史宅之被元军抓获，最终被押往中都处置，他的“翻盘梦”彻底破碎。

对萨仁而言，风波的影响是“更坚定的治世立场”。萨仁从风波中，彻底看清了南宋宗室的“不可协作性”——理宗的猜忌、史宅之的算计，让她明白“通过双法让南宋宗室主动归附”已不可能，只有元廷统一江南，才能让百姓真正安稳。她向萧虎建议：“江南宗室内部矛盾激化，流民渴望统一，元廷可趁机推进，以‘护民安治世’为名，减少抵抗，快速稳定江南。”萧虎采纳了她的建议，加快了统一的准备。

对元廷而言，风波的影响是“统一策略的调整”。此前，萧虎还希望“通过互市、和亲等手段，和平统一江南”；风波后，他意识到“南宋宗室的反复与不可信”，决定调整策略：在保持互市、安抚流民的同时，加强军事部署，准备“武力威慑下的和平统一”——巴图额尔敦的三千虎贲骑兵加强了临安西郊的驻守，耶律楚材则开始整理江南的治世文书，为统一后的管理做准备。

最深远的影响，是“江南统一的加速”。毒酒风波后仅一个月，元廷便以“史宅之试图叛乱、威胁流民安全”为由，派巴图额尔敦率骑兵进入临安城，接管宋宫——理宗见元军势大，又无流民支持，只能选择归附；赵孟頫、陈谦等南宋旧部，主动协助元廷整理江南事务；萨仁则继续推进双法，安抚流民。至元四十五年秋，江南彻底纳入元廷的治世体系，南宋宗室的统治，正式终结。

回顾这场毒酒风波，耶律楚材在《双廷治世录》中写道：“理宗之猜忌，史宅之之算计，皆为权力私欲，不顾百姓死活；萨仁之贤德，流民之期盼，才是治世之本。南宋宗室之亡，非因元军之强，实因自身之失——失民心者，失天下，此乃千古不变之理。”这场风波，不仅是南宋宗室的末路悲歌，更是元代统一江南的重要节点，它证明：治世的核心是民心，而非权力；统一的必然，源于百姓对安稳的渴望，而非军事的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