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年轻汉臣建议：“军屯的文书由汉人掌管，免得蒙古将官做假账。”卢景裕摇头：“要让他们自己管账，咱们只派‘劝农官’（监督而非主掌）。管得太死，他们会反弹；放得太松，又怕出乱子——这分寸，比井田制难拿捏。”他忽然想起萧虎的狼虎交椅：“左狼右虎，本就不是一碗水端平，是让狼和虎都觉得自己占了上风。”

孟珙在归义营传达军屯令时，士兵们正在擦拭从南宋缴获的农具（准备带去江南）。“将军，”王庆的弟弟王吉（接过哥哥的部队）问，“咱们算军屯的兵，还是民屯的民？”孟珙指着他们的军服（左白虎，右汉字）：“你们是‘兵民之间’的人——这身份，正好管军屯。”

他让人把淮南军屯的粮产账册贴在营门口，士兵们围着看，有个原南宋老农兵叹道：“我家在黄州的田，亩产才一石八，军屯能打两石五？”孟珙道：“因为军屯有官银买农具，有老农教技术——跟着新朝干，比在南宋当逃兵强。”这话让士兵们沉默了——他们最在意的，是能否堂堂正正活下去。

帖木儿的蒙古兵来合练时，王吉主动教他们辨认稻苗和稗草。一个蒙古兵笨手笨脚，把稻苗拔了，引得归义营士兵发笑。孟珙喝止：“谁刚开始就会？当年你们教我们骑马，不也笑过我们吗？”蒙古兵愣了愣，反倒帮着补种起来——军屯还没开始，磨合已在田间地头悄悄进行。

萧虎的军屯奏报送到和林时，忽必烈正在翻阅《金史?食货志》（耶律楚材推荐的，讲金代括田之弊）。“萧虎这法子，比金人的聪明，”他对耶律楚材道，“既没丢蒙古人的脸，又保住了江南的粮——这才是会当差的。”耶律楚材补充：“军屯的士兵带家眷，等于在江南扎了根，比派官员去守更牢靠。”

忽必烈在奏报上批了三句：“军屯归大都直辖，蒙古将官不得私占；老农教耕者，赏；军屯余粮，优先接济漠北。”最后一句是给蒙古贵族的甜头——江南的粮，也能流回草原。

阿里不哥的使者在旁挑拨：“萧虎把蒙古兵变成农夫，是想削弱草原战力。”忽必烈却指着批文：“能让农夫变成兵，才是真本事。”他让人把批文快马送回大都，特意嘱咐：“让萧虎把军屯的粮样，分送各蒙古亲王——用稻米堵他们的嘴，比用刀强。”

郭守敬奉命制定军屯的具体章程，光是“农具分配”就改了五稿。“蒙古兵惯用弯刀，得把镰刀改短三寸，”他对着图纸比划，“犁铧要加重，江南的泥土比北方黏。”张姓匠人（参与过汴梁拆殿）被请来打造新农具，他在犁柄上刻了个极小的“屯”字：“将来这些犁用旧了，也知道是军屯的物件。”

军屯的土地丈量用“汉制”（亩），但记账用“蒙古文”和“汉文”双语。周显解释：“让蒙古将官看得懂，才会用心管；让汉人书吏记明白，才好查账。”他还规定，军屯的粮仓要建在高处（防江南水患），仓门的锁用“双钥制”（蒙古将官和汉臣各执一钥，开锁需两人同到）——这是萧虎的意思，互相牵制，才不会出乱子。

最棘手的是“历法之争”：蒙古人用“草青历”（按草木生长记时），汉人用“农历”。郭守敬折中，编了本《军屯杂历》，既标“清明浸种”，又注“草芽生时耕地”，封面用蒙古文，内页用汉文——一本历书，成了两种文化的桥梁。

萧虎站在大都的城墙上，望着南方——那里的稻田即将迎来第一批蒙古士兵和归义营。军屯制解决的何止是土地分配？让蒙古兵学耕种，是削弱他们对草场的依赖；让归义营管屯田，是给降兵一条出路；官田直辖，是把江南的财权牢牢攥在手里。

卢景裕送来新刻的《军屯须知》，最后一页印着萧虎的亲笔：“田垄即战场，粮粒即甲胄。”萧虎笑了：“告诉卢先生，明年春耕，我要去江南军屯看看——让蒙古那颜和汉臣一起下田，谁的稻长得好，我给谁敬酒。”

合丹王从淮南回来后，竟让人在帐篷里种了盆稻苗。“这玩意儿真怪，”他对帖木儿道，“不用放马，自己就能长。”帖木儿望着盆里的绿苗，忽然明白萧虎的深意——能让草原的狼学会守护稻田，这天下，才算真的稳了。

白虎殿的炭火烧到了尽头，余温却透过田垄，悄悄暖了江南的土地。这场议事之争，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萧虎用一把锄头，把蒙古的马刀和汉人的笔墨，都圈进了同一片稻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