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6章：三馆抄典（至元二十六年?和林国史院）

国史院的抄典堂按“左蒙右汉中西”分区，蒙古史官孛鲁合的案头堆着狼皮纸，每张需经“三浸三晒”：先浸克鲁伦河水去毛腥，再浸松烟水防蛀，最后晒至含水量三成，与《秘书监志》“狼皮纸制备法”严合。汉儒王恽铺开桑皮纸，纸纹需呈“纵向密纹”，取自大都西山桑林，纤维长度比江南桑纸长二分，更耐反复翻阅。波斯学者拉施特的羊皮纸则用当年生羔羊皮，经石灰水脱毛后，绷在松木架上阴干，纸面需平滑如镜，方能书写波斯文曲线字母。

耶律铸手持《抄典章程》，册页标注“每卷首尾需钤国史院印”：“蒙古文用狼毫笔，取狼尾中毫，”笔锋需三寸七分，“汉文用紫毫笔，取江南兔毫，”笔杆刻“至元二十六年造”，“波斯文用芦苇笔，”笔尖削成斜角，与伊尔汗国史馆的制式一致。三族史官同时磨墨，蒙古的松烟墨、汉地的油烟墨、西域的石墨在砚台里泛着不同光泽，却按同一浓度标准调试——墨汁滴入水中，需“不散不沉”方为合格。

蒙古史官孛鲁合在狼皮纸首行写下“????????????”（大元站赤），笔锋取蒙古文“巴思巴体”端庄风格，每个字母的高度严格控制在三分。王恽对照《蒙古秘史》汉文译本，将“站赤”二字写在桑皮纸上，颜体笔画的起笔收锋需与蒙古文的字母间距对应：“‘虎臣’条的蒙文‘?????’，”他用朱笔标注，“汉文需译‘虎臣’，而非‘武将’，”这是至元元年忽必烈亲定的译法，与《元史?职官志》记载严合。

拉施特的波斯文译本最费周章，他需将“忽里台大会”译为“????????”（高级会议），同时在页边注蒙文原词。“每个波斯字母的斜度需与蒙古文竖笔平行，”他用铜尺比量，“行距需三分，与汉文书页一致。”耶律铸抽查首卷译稿，发现蒙古文“监国”的尾字母多了一勾，当即命重抄：“法典文字如军符勘合，”他的手指划过错处，“差之毫厘，”便可能在执行中谬以千里，“需与国史院藏的至元元年原本完全一致。”

校勘台设在抄典堂中央，三张译稿平铺其上，蒙古文的狼皮纸、汉文的桑皮纸、波斯文的羊皮纸边缘对齐，用铜镇纸压牢。耶律铸持象牙校勘刀，刀尾刻“国史院校勘官”，逐行比对：“蒙古文‘?????’（法度）与汉文‘法典’，”他的刀背轻敲纸面，“波斯文‘?????’需在同一行，”行距误差不得过半厘。发现汉文稿漏译“忽里台半数同意”条款，王恽立即用雌黄涂改，桑皮纸吸收颜料的速度比狼皮纸快一倍，需反复涂抹三次方能遮盖原迹。

校勘册的骑缝处预留三方签名栏，蒙古史官盖朱印、汉儒画押、波斯学者用朱砂点记。“每卷校勘需三人同在场，”耶律铸的《校勘录》记着，“缺一则不得入藏，”录中详细记载着至元二十年某次抄典因波斯学者缺席，整卷作废重抄的先例。夕阳透过窗棂照在校勘台上，三张不同纸张的影子在地面连成一线，如同一道无形的契约，约束着三族史官的笔锋。

国史院的“三镶印”由蒙古匠师铸造，印面分三格：左刻八思巴文“国史院”，中刻汉文篆字，右刻波斯文“?????????”（史档处），三格边缘的云纹严丝合缝。耶律铸在每卷首尾的骑缝处盖印，印泥用朱砂、雄鸡血、西域苏合香混合调制，按“朱七血二香一”比例，与太庙的祭器印泥同制。“印文需一半在蒙古文卷，一半在汉文卷，”他示范盖印角度，“波斯文卷的骑缝印需与前两卷对齐，”三卷合拢时，印纹需组成完整的“国”字。

波斯学者拉施特望着印泥在羊皮纸上晕开的纹路，想起伊尔汗国史馆的印章制度：“旭烈兀汗的典籍印也是三语合璧，”但波斯文占主导，“大元的印却三语均等，”他的手指划过印格，“这才是真正的‘同尊’。”耶律铸取出至元元年的旧典对照，当年的骑缝印因工艺未熟，三语间距偏差一分，而新印的误差已控制在半厘内——这微小的进步，恰是多族工匠十年协作的见证。

入选抄典的十五名史官需通过“三试”：蒙古史官试写“八思巴文御名”，笔画歪斜者黜落；汉儒试抄《论语》选段，错一字即淘汰；波斯学者试译“大元”二字，译法需与国史院标准本一致。孛鲁合的侄子因蒙古文“????”（国）字的竖笔倾斜被黜，王恽的门生因漏写汉文“臣”字的卧钩遭斥，拉施特推荐的波斯文书则因字母连笔过密重考——严苛的标准让抄典堂的气氛格外肃穆。

“抄典不是誊写，是传法，”耶律铸对落选者道，指着堂中“敬惜字纸”的匾额，“每个字都关系法度施行，”他取出至元十年的错抄案例，某卷将“十户一羊”译为“百户一羊”，导致西域税赋混乱，“你们的笔比刀更重，”他的目光扫过留下的史官，“今日抄错一字，”明日便可能有百人受冤，“这责任，”需用十年功名担保。

狼皮纸中掺着极细的漠北铁矿粉，用验矿镜照射可见均匀分布的铁屑——这是蒙古史官的防伪秘辛，与虎符的含硫量形成微弱呼应。汉地桑皮纸则在纸浆中加入楮树汁，浸入水中会显形淡红色“元”字水印，与大都钞币的防伪技术同源。波斯羊皮纸的边缘暗藏芦苇纤维暗号，在特定角度的阳光下能看见“至元二十六年”的波斯文微缩字样，由撒马尔罕工匠特制。

耶律铸用银针刺破纸页，狼皮纸的铁屑立即吸附针尖，桑皮纸的水印遇唾液更清晰，羊皮纸的暗号在烛火下浮现。“这些防伪标记，”他对保管官道，“就像法典的铠甲，”能防篡改、辨真伪，“三族的智慧融在里面，”他的手指抚过纸面，“任谁也仿造不来。”保管官在《藏典录》上记录防伪特征，每种纸张的秘密配方都用三语分别记载，钥匙由三族官员分掌，缺一不可开启。

蒙古文抄本用狼筋线装订，线粗三分，每册装订七针，针脚呈“蒙古包顶”形状；汉文抄本用棉线装订，取“五谷丰登”之意，每册五针，针脚方正；波斯文抄本用丝线装订，线色取伊尔汗国旗的蓝白二色，针脚呈“S”形，象征丝绸之路。封皮则统一用黑牛皮，蒙古工匠烫金狼纹、汉地匠人题汉文书名、波斯工匠錾刻波斯文卷号，三者在封脊处交汇成“法”字。

“装帧不是装饰，是规矩，”耶律铸检查装订质量，狼筋线的松紧度需“能转针而不掉页”，棉线的拉力需经“三斤不掉”测试，丝线则要防蛀防潮，“就像这法典，”他的手指划过不同针脚，“各族有各族的章法，”却都要围绕一个核心，“这封脊的‘法’字，”便是大元的根本。

耶律铸在抄典堂设临时值房，案头摆着三族文房四宝，昼夜不离堂。深夜巡查时，见蒙古史官孛鲁合因冻手写错字母，当即取来炭火盆，却不许靠近纸页——怕热气导致纸张变形。发现汉儒王恽的门生偷减笔画，立即命重抄，并在《监修录》上记“浮躁”二字，与考绩挂钩。见波斯学者拉施特因眼疲劳揉眼，便取来西域的水晶放大镜，镜柄刻三语“明察”二字。

“我父耶律楚材当年修《蒙古秘史》，”他对史官们道，指着值房的旧榻，“也是这样守了三年，”榻边的竹筐里堆满校勘过的纸团，“法典是国之权衡，”他的声音带着倦意却坚定，“差一分就失了公平，”他取出父亲留下的校勘刀，“这把刀削过多少错字，”才换来今日的法度分明，“你们的笔，”要比这刀更较真。

抄成的三十卷法典按“中枢、岭北、西域”三分：中枢藏本用锦盒盛放，供奉国史院“金匮”，盒锁为三语合璧；岭北行省藏本用铜匣封装，配蒙古文《释义》，供草原诸王查阅；西域藏本则用波斯式皮箱，附波斯文注解，由纳西尔丁的怯薛护送回伊尔汗。每本都有唯一编号，如“中-3”“北-7”“西-12”，与站赤驿路的编号对应，便于追溯流转。

“法典传抄不是结束，是开始，”耶律铸在分发册上签字，“中枢本定标准，”岭北本适草原，“西域本通商路，”他的手指划过地图上的分发路线，“就像这三族文字，”虽形不同，“其意相通，”他望着纳西尔丁接过西域藏本，皮箱的锁扣与和林的完全一致，“法度所及，”不分草原与绿洲。

抄典完成当日，国史院举行祭典：蒙古史官杀白羊献祭，将羊血滴在狼皮纸卷首，按“以血明誓”的传统；汉儒行“释奠礼”，供奉孔子牌位，诵读《尚书?吕刑》选段；波斯学者点燃苏合香，以“圣火明典”的仪式祈福。三族仪式同时进行，却在“敬法”的核心处达成默契，就像堂中的三语抄本，虽形式不同，却同述一部法典。

耶律铸将三卷首抄本呈给忽必烈，幼主的小手抚过不同的纸面，狼皮的粗糙、桑皮的柔韧、羊皮的细腻在掌心留下不同触感。“这就是大元的法度，”萧虎在旁解释，指着三卷对齐的“虎臣”条，“无论用什么文字写，”道理都一样，“就像这三张纸，”虽来自不同地方，“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天下。祭天的钟声在和林上空回荡，与抄典堂的三语诵读声交织，宣告这部凝结三族智慧的法典，正式开始守护这片土地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