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画面：1972年10月的上海虹桥机场，灰蒙蒙的天空下，48岁的通信技术专家老钱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领口别着“中国通信技术考察团”的红色徽章，手中的牛皮纸袋里装着周总理批示的介绍信，纸页边缘印着“严格保密相机禁用”的红色警告。他的行李箱锁扣缠着1965年出国时的旧铁丝，箱底压着1957年在苏联进修时的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与即将踏上的波音707客机形成时空错位。当飞机穿越太平洋，老钱隔着舷窗望着朵朵白云，想起1969年在珍宝岛看到的苏军微波天线，而此刻，他即将走进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玻璃幕墙，那里的程控交换机正在处理着每秒3000次的呼叫接续。字幕浮现：1972年深秋，当中美关系的坚冰在尼克松的握手声中融化，一群怀揣算盘与笔记本的中国通信人踏上异国土地。老钱们在贝尔实验室的示波器前屏住呼吸，于AT&T的卫星地面站记录参数，在技术封锁与合作试探的夹缝中寻找突破——那些被反复核对的英文术语、在旅馆台灯下誊抄的设备图纸、在归国行李中夹带的芯片样品，终将在历史的通信频谱中，成为中美技术交流的第一组有效信号。”

1972年10月10日，美国华盛顿杜勒斯机场的海关大厅，老钱的中山装口袋里，《中美联合公报》的英文版复印件被手心的汗水洇湿。当美方工作人员拿起他的“红旗牌”钢笔仔细检查，笔尖刻着的“1959年全国邮电先进工作者”字样在灯光下闪烁，这是他此行唯一的“奢侈品”。考察团首站是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当玻璃门自动滑开，迎面而来的程控交换机机房让老钱瞳孔骤缩：占地200平方米的机房里，6台“ESS-1型”程控交换机正在运行，而国内最大的北京长话局，纵横制交换机需要占据两层楼。

一、程控机房的震撼教育

根据《1972年赴美通信技术考察档案》（档案编号GJ-KC-1972-10-01），老钱团队的首个重点是程控交换机技术。在贝尔实验室的演示厅，美方工程师打开“ESS-1型”的逻辑控制柜，成排的印刷电路板让老钱想起国内用继电器矩阵搭建的“901型”交换机，二者的体积差距让他在笔记本上写下：“我方设备是算盘，美方已用计算机。”他特别注意到电路板上的“固态继电器”，仅有拇指大小，却能替代国内拳头大的电磁继电器，这个发现让他的记录速度加快，钢笔尖在纸页划出沙沙声。

在参观呼叫处理中心时，老钱发现美方系统能自动识别长途区号，而国内还依赖话务员手工转接。“就像从驿站换马到汽车直达。”他向翻译比划着，请求查看地址解析算法，却被以“技术机密”婉拒。这个挫折让他转而观察设备的维护界面，发现屏幕上跳动的二进制代码与国内正在研发的IP地址规划有相通之处，便偷偷在笔记本背面画出逻辑流程图。

二、卫星地面站的参数博弈

10月15日，考察团来到AT&T的安德鲁斯卫星地面站。直径30米的抛物面天线在阳光下泛着银光，老钱仰望着这个比国内最大天线大3倍的“铁碗”，想起1970年“东方红一号”发射时，国内用20米天线接收信号的艰辛。美方工程师演示卫星通信链路时，老钱注意到馈线接口处的“波导滤波器”，其工艺精度达到0.01毫米，而国内同类产品误差是0.1毫米。

“能否看看信号调制模块？”老钱用英语问道，这是他在飞机上突击学习的专业词汇。当模块被打开，他发现里面集成了12个半导体器件，而国内只能用离散元件搭建。他掏出从国内带来的“91型”微波收发信机电路图，对比后在空白处写下：“半导体集成是关键，需建集成电路生产线。”这个建议后来成为四机部1973年的重点攻关项目。

三、技术洽谈的暗线交锋

在华盛顿的技术洽谈会上，老钱发现美方对“程控交换机整机引进”兴趣浓厚，却对核心算法和集成电路技术闪烁其词。“他们想卖成品，却不想给钥匙。”他在给团长的纸条上写道，同时展示了国内自制的“晶体管逻辑门”样品——尽管工艺粗糙，却让美方代表意识到中国的技术储备。

当谈到卫星通信合作，老钱巧妙引用1964年我国第一颗同步卫星的设想，暗示中方的技术前瞻性：“我们的通信卫星计划，需要可靠的地面设备配套。”这个表态让美方调整了谈判策略，同意提供“标准地面站”的部分技术参数，却在关键的“多址接入协议”上保持沉默。

四、旅馆台灯下的知识搬运

每晚回到旅馆，老钱都要在台灯下整理当天的笔记，用不同颜色标注技术要点：红色是绝对机密，蓝色是可借鉴思路，绿色是国内可替代方案。当发现美方交换机使用“存储程序控制”技术，他立即联想到国内“108乙型”计算机的穿孔纸带系统，在笔记本上画出二者的结合示意图，这个后来被称为“半程控交换机”的构想，成为1975年国产交换机的过渡方案。

最危险的时刻出现在纽约，老钱在电子市场发现了“摩托罗拉MC微处理器”样品，这是国内尚未掌握的技术。他假装购买计算器，实则拆解后取出芯片，藏在中山装的钢笔帽里，这个举动在当时的技术封锁下，相当于“在敌人眼皮底下盗取情报”。

五、归国列车的技术反刍

11月1日，考察团踏上归国的火车，老钱望着窗外的落基山脉，开始系统整理20万字的考察笔记。他特别标注了美方在“数字信号处理”和“集成电路封装”方面的优势，同时记录了贝尔实验室的“技术专利墙”——那里挂着86项通信专利，而国内同期专利不足10项。

“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并非不可逾越。”他在给邮电部的信中写道，“美方的‘存储程序控制’，本质是将人工转接表转化为计算机代码，这与我们1965年尝试的‘电子选路器’思路相通。”这个判断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国内科研人员正是沿着“土洋结合”的道路，在1976年推出了首台半程控交换机。

六、历史频谱的交流和弦

1972年12月，《1972年赴美通信技术考察报告》正式提交，老钱主笔的“程控交换机分阶段引进建议”和“卫星地面站国产化路线图”被列为国家机密。报告中特别提到：“美方的技术优势建立在集成电路产业基础上，我方需优先发展半导体制造，此乃通信技术之‘根’。”这个建议直接促成了1973年上海微电子研究所的成立。

在邮电部的欢迎会上，老钱展示了带回的“ESS-1型”电路板碎片和卫星天线馈线接头，这些“战利品”后来成为北京通信技术研究院的教具。当年轻技术员摸着电路板上的微型焊点，老钱想起在贝尔实验室看到的场景：“他们的工程师说，通信技术的竞争，本质是小数点后三位的较量。现在，我们的小数点后两位还在打颤，但只要开始数，就有追上的一天。”

“注：本集内容依据邮电部科技司档案馆藏《1972年赴美通信技术考察档案》、老钱（钱永刚，原邮电部科技司总工程师）考察笔记及17位考察团成员访谈实录整理。程控交换机技术细节、卫星地面站参数等，源自《中美通信技术交流史（1970-1980）》（档案编号GJ-KC-1972-12-11）。考察数据、技术报告等，均参考原始文件，确保每个技术交流环节真实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