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手下的小弟们如此卖力，御史中丞孙拚也在这时候去给赵祯吹风：“陛下，粱适当宰相既不能领袖百官也不能管好他的家小，现在外界对他可是议论纷纷，你如果不罢免了他，那这事恐怕会越演越烈啊！”

也是可怜了粱适这个官迷，他本希望能靠着当庭辩论为自己洗刷诬名，可他还没等到这个机会就被罢免了宰相之位，而他的新岗位则是郑州知州。

我为什么要说粱适可怜呢？原因就在于这帮言官这一次确实有些做人不地道，上面那四件粱适的罪状里前面三件都是事实，但这些人都是基于猜测给粱适定的罪，粱适的所有行为其实都是走了正常且合法的流程，至于受贿完全就是他们的臆想。

最让粱适感到欲哭无泪的是，言官们指责他的亲族子弟贩卖官茶一事完全就是血口喷人，因为那个刘宗孟不但没有参与茶叶的贩卖，而且他和粱适根本就没有什么亲戚关系。这件事完完全全就是言官们听了外面的传言给粱适定了这么一个“不缉子弟”的罪名。无奈的是，赵祯在没有查证清楚的情况下就下达了罢免粱适的制书。也就是说，即便还给粱适清白，但他的宰相乌纱帽也不可能再给他重新戴上去了。

粱适丢官让一些人很是愤怒，这些人便是宫里跟粱适关系交好的公公们。他们对赵祯说道：“御史们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地冤枉当朝宰相，如此下去谁还敢当这个宰相？所以，陛下你应该对这些风闻言事的御史予以惩戒。”

既然案情已经真相大白，赵祯也觉得御史们这次实在是做得有些过分。于是，参与弹劾梁适的三位御史纷纷落罪：殿中侍御史马遵外放为宣州知州，吕景初贬为江宁府通判，吴中复贬为虔州通判。

诏令颁下，知制诰蔡襄却拒绝草制，他认为这三人无罪。但是，朝廷又不是只有你蔡襄一名知制诰，可这些人也都拒绝草制。然而，这难不倒这些公公们，他们绕过皇帝陛下的这些不听话的秘书，转而直接把诏令交给了中书省，陈执中当然对诏令言听计从，这三名御史就此集体外放出京。

御史中丞孙拚当然要为自己的小弟说话，可他在赵祯面前磨了半天的嘴皮子却毫无用处，他再又以辞职威胁赵祯，誓要让其收回成命，可赵祯还是不同意。翰林学士胡宿也因此事请见赵祯，目的仍然是想让马遵等三人留在京城，结果仍然是碰了一鼻子的灰。

为了补梁适的宰相空缺，赵祯将参知政事刘沆给提拔为了陈执中的副手担任次相。

话说这梁适在离京之后倒也没有萎靡不振，宋朝的宰相被下放为地方官实在是算不得什么稀罕事，而且以前宰相的身份到地方任职反而是爽得不行。有鉴于西北的秦州再又不太平，赵祯便将刚刚到郑州的梁适给调到了秦州担任知州，而梁适的上级正是他之前的老上级文彦博。

孙拚似乎盯上了梁适，他反对让梁适去秦州，理由是前宰相不宜去守边，这样会让秦州当地的各个番族以为朝廷将要有什么大动作，可能会“友邦惊诧”。但是，赵祯之所以要派梁适过去就是因为当地番族经常袭扰秦州地界的寨堡，所以宋朝才在各处增派了驻军，梁适过去就是为了摆平那一堆的麻烦事。

梁适到了秦州后也确实显示了他作为宋朝前宰相的能力。宋朝在各处增兵本就已经让周边的番族感到不安，梁适的到来更是加剧了他们的忧思，可梁适却并未对他们刀兵相向。他命人杀牛宰羊盛情款待了番族的几位大酋长并向他们透露自己此行是为了安抚人心而非清算旧账，同时他还将之前增派到各地要塞的军队给撤了回来以示自己的诚意。就此，梁适在秦州为官期间番族部落一直都非常的老实听话。

梁适在秦州当他的“土皇帝”之时，宋朝的另一位中年大叔且已经在外漂泊了十年的北宋大文豪欧阳修终于得以再次重回京城，而且他这次回京还被升任为了翰林学士。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欧阳修受命参与《新唐书》的编修。

需要说明的是，这时候的欧阳修利用外放为官的这十年时间已经基本上独立完成了《新五代史》的编修，而这纯属他的私人行为。《新唐书》是在庆历年间由赵祯下令主持编修的官方史书，到了欧阳修参与进来时已经完成了大半。客观地说，《新唐书》出力最大的人其实是宋祁、范镇和吕夏卿，其中宋祁负责的是《列传》部分，范镇和吕夏卿负责的是《志》和《表》，欧阳修负责了《选举志》和《仪卫志》以及部分《本纪》的编修，另外他还给《志》和《表》作了序。简而言之，最后整理完成《新唐书》编修的人是欧阳修。或许是因为欧阳修在后世的名声更大，所以如今人们提到《新唐书》往往首先想到的人都是欧阳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