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北魏君主拓跋焘驰还平城，饮至告庙，下诏改元正平，所有降民五万余家，分置近畿，无非是表扬威武，夸示功绩的意思。北魏自拓跋嗣称盛，得拓跋焘相继，国势益隆，但推究由来，多出自崔浩功业。崔浩在魏主拓跋焘挥军南下以前，已经因为修史一事，得罪受诛。作者在此补全其前因后果，让读者更加明白。

当初在太延五年（439年）十二月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着作事，续修国史。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叮嘱他们，写国史一定要根据实录。崔浩他们按照这个要求，采集了北魏国上代的资料，编写了一本关于北魏国的国史。据高允后来陈述，崔浩主要起到总裁大纲的作用，此外还与高允负责国史中《先帝记》和《今记》部分的编写。

崔浩除了修国史，更是因为信道教而厌恶佛教，在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正月，在崔浩的推动之下，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三天之内连发两道禁佛诏令。规定从王公百官到庶民百姓，一律禁止私养沙门和巫师，逾期仍未申报的，不仅要将窝藏的沙门（僧人）或巫师处死，窝藏的主谋还要被满门抄斩。这是一道非常严厉的禁佛诏敕。

接着北魏君主拓跋焘又下了一道禁佛诏令，严禁僧侣或巫师进入平民百姓的住宅，责令他们规规矩矩地居住在庙宇里。因此，沙门僧尼们已经失去了基本的人身自由。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九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又派人将高僧释玄高和释慧崇幽禁起来。高僧释玄高曾一度身居宫廷、调解当今皇帝与太子拓跋晃的矛盾，慧崇则是当时朝中尚书韩万德的皈依师父。两位高僧被囚禁不到半个月，就在平城去世了，尸体被草草地埋葬在城南的荒野当中。

魏主拓跋焘更大规模进行的毁佛运动，是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的三月。起因是因为胡盖吴谋反，导致关中骚乱。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是率领军队亲征，当他进入长安时，其马夫在寺院的麦田里放牧，魏主拓跋焘进寺看马的时候，发现寺内有僧人正在饮酒。他于是派人查验僧众的素房，发现里面有大量的兵器。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见此情形，顿时勃然大怒，说这些兵器本非沙门所用，难道他们与盖吴通谋反吗？于是太武帝拓跋焘责令士兵清查全寺，又在寺内搜查到大量的酿酒用具，以及州县地方长官和富豪寄托或是隐匿的财物，数量竟然达到数万之多。并且发现在寺内的密室里面有男女淫乱的物证。

当然，这些只是表面上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佛教的发展形成了强大的寺院经济，严重影响了北魏的经济结构和赋税收入。

寺院在占有大量土地的同时，还拥有大量的依附人口，称之为僧祗户。僧祗户每年需向寺院输谷六十斛，而寺院却有免役调租税的特权，埋下了朝廷和寺院间矛盾的伏笔。当僧众人数少，依附人口不多，僧众又能劝人为善、服从统治时，双方的矛盾还不突出。等到僧众的人数多了，又不能有效劝导民众，甚至包庇一些叛乱人员，严重影响朝廷税收和统治秩序时，双方的矛盾就变得很突出了。每当寺庙多一个僧徒，即意味着朝廷就少一个丁男的赋役。

当时跟随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身边的臣子崔浩，趁机建议拓跋焘立即禁佛。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是下诏，诛杀长安城内的沙门，并且毁弃佛像。并令太子拓跋晃通令天下四方，一体推行毁佛措施。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诏敕书中说：佛教本是虚妄的，末世昏君乱主多被佛教所惑，以致不行政教，大乱礼仪，而鬼道（佛教）从西域传来，在华夏兴盛，蔑视王法，从此以后，国家代兴祸乱，而百姓多灾多难，王化之地亦为荒凉，乃至千里萧条，不见人迹，这一切都是由于崇拜佛教所导致。

并且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为此发誓，要除伪（佛教）定真，以复远古伏曦神农之治，荡除一切胡神，灭其踪迹。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是在诏书中说：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诛灭全族。“虽言胡神，问今朔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使，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魅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因此被屠杀的僧尼达有十数万之多。

这道毁佛诏令主要是由崔浩负责执行的。道士寇谦之虽然想弘扬本土道教，但是并没有因此排斥佛教。他看见崔浩和皇帝如此一起主张禁佛，并且用如此残酷的方式毁佛时，他也感到震惊害怕了。

寇谦之为了阻止这种残暴的禁佛方式，他劝崔浩说：“佛教本来教义是劝人行善，以化人心，本质是好的。僧人有好有歹，不代表是佛教的过错，如此残忍禁止，也非好事。”

崔浩反驳道：“寺院泛滥，国家的男丁为逃服役的，一个个当和尚，那还了得，早就看佛教不顺眼了，就该杀光光。”

道士寇谦之闻言，于是警告崔浩道：“你必将由毁佛而缩减寿命，遭受刑戮，一同毁灭！”

当时，北魏国太子拓跋晃在平城以监国的身份执事国政。他早年就有佛教信仰，因此坚决反对毁佛行为，于是再三向父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劝谏，希望停止禁佛，但未被采纳。太子拓跋晃不得已，只好拖延颁布诏书的时间，暗中联络各大寺院的僧尼，让他们提前逃难，救下数万僧尼。各地高僧转移经书、佛像，平城附近的寺庙得以提前藏匿珍贵文物。?

尽管公开执行还俗政策，但实际仅要求僧尼还俗而不强制迫害。同时默许百姓在家中秘密信仰，避免大规模杀戮。部分僧人因太子拓跋晃的暗中通风报信得以逃生，而无法转移的寺庙则在事后被毁坏。

作为虔诚佛教徒，北魏太子拓跋晃在权衡利弊后选择阳奉阴违，既维护父亲权威又保全宗教力量。这种行为客观上减少了灭佛运动的残酷性，也为佛教在北魏的后续发展保留了基础。

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道士寇谦之预言执行灭佛运动的崔浩不久就会遭受屠杀报应，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也会被人杀死。然后过了两天，在夜里，他就在尚未完工的静轮天宫里安然而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当时，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焘要编国史的目的，本来只是留给皇室后代看的。但是《国记》修毕后，参与其事的着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闵湛、郗标巧言令色，平时以谄事崔浩而获得崔浩的欢心。他们的建议被崔浩采纳。

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记》和《五经注》的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才告完成。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其中直书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面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焘于是命令士兵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

崔浩被捕后，承认了自己曾经接受过贿赂。其实他对自己所犯何罪，也不甚明白。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自审讯崔浩的时候，他也感到惶惑而不能应对。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一度想要诛灭崔浩和他的幕僚宗钦、段承根等人，以及他们的部属、僮仆等一百二十八人的五族，共有数千人。经高允力争，这才改变想法。

高允与崔浩同修国史，当然也受到牵连，北魏太子拓跋晃曾经向高允处受学经典，意图营救，便召高允与语道：“我导卿入谒内廷，至尊有问，但依我言，当可免罪。”

高允佯装是为遵嘱，随太子拓跋晃进见北魏主拓跋焘。太子拓跋晃先入内宫，谓高允小心慎密，史书之事俱由崔浩主持，与高允无涉，请贷高允死罪。北魏主拓跋焘乃召高允入问道：“国史统出崔浩手么？”

高允跪答道：“太祖记是前着作郎邓渊所作，先帝记及今上记，臣与浩共着，浩但为总裁，至下笔着述，臣较浩为更多。”

魏主拓跋焘闻言，不禁盛怒，瞋目视向太子拓跋晃，道：“高允之罪比崔浩为大，如何得生？”

太子拓跋晃看见父王发怒，顿时面有惧色，慌忙跪求，说道：“天威严重，允系小臣，迷乱失次，故有此言。臣儿曾向允问明，俱说是由浩所为。”

魏主拓跋焘（北魏太武帝）又问高允道：“东宫所陈，是否确实？”

高允闻言，从容回答道：“臣罪当灭族，不敢虚妄，殿下哀臣，欲丐余生，所以有此设词。”壮哉高允。

魏主拓跋焘闻言，怒意已然少有缓解，复转而看向太子拓跋晃，说道：“这真好算得直臣了！临死不易辞，不失为信，为臣不欺君，不失为贞，国家有此纯臣，奈何加罪！”便谕令起身，站立一旁。

复而召崔浩入宫问讯。崔浩面带惊惶，不敢详细回应问对。

魏主拓跋焘于是令左右之人牵崔浩使出，即命高允草诏，要诛杀崔浩及僚属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

高允听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之命令，却持笔不下，魏主拓跋焘一再催促，高允搁笔奏请道：“崔浩若别有余衅，非臣所敢谏诤；但因直笔触犯，罪不至死，怎得灭族！”

北魏主拓跋焘听了，又发起怒，喝令左右之人将高允拿下。太子拓跋晃更为哀求，北魏主拓跋焘乃霁颜道：“非允敢谏，更要致死数千人了。”太子拓跋晃与高允，拜谢而退。

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初十日（450年7月5日），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下诏诛杀崔浩。

崔浩被关在囚车里，由士卒押送到平城南郊，押送的几十名士兵在他的头上撒尿。崔浩无法忍受，“呼声嗷嗷”，在路上行走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史称“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同时，“秘书郎吏及长历生”数百人也被定罪杀死；而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包括其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史称“国史之狱”。

余止戮身，不及妻孥。还是一场冤狱。果然，寇谦之预言应验了。

他日，太子拓跋晃责骂高允道：“我欲为卿脱死，卿终不从，致触上怒，事后追思，尚觉心悸。”

高允答道：“史所以记善恶，垂戒今古。崔浩非无他罪，但作史一事，未违大礼，不应加诛，臣与浩同事，浩既诛死，臣何敢独生！蒙殿下替臣救解，恩同再造，不过违心苟免，非臣初愿，臣今独存，尚有愧死友哩！”

太子拓跋晃闻言，不禁感到动容，称叹不已。此语也为北魏主拓跋焘所闻，也有心生悔意。这个时候，尚书李孝伯病笃，但是当时却是讹传已死，北魏主拓跋焘听说后，呜咽道：“李尚书可惜！”

半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又改言道：“朕几失词，崔司徒可惜！李尚书可哀！”

嗣而听闻李孝伯病愈，遂令他入代崔浩之职，每遇有事与其商议，仿佛如崔浩在世时，这且毋庸细表。

惟北魏太子拓跋晃明慧强识，仁爱宽和，深明佛法。

当初，太子拓跋晃代替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监管国政，曾经下令命有关官员督促京郊内的民众，使没有牛的家庭以人力牛力相交换，垦田锄地。有牛的家庭给无牛家庭一人种田二十二亩，无牛家庭以耘锄七亩为报偿，以此为等级，至于给小孩、老人无牛的家庭种田七亩，小孩、老人以锄田二亩为报偿。都以五个人的下贫家庭为标准。各自列出家庭人数，所督促耕种的面积，明确地设立账簿项目。所耕种的人在地头标出姓名，以明辨播种养殖的功效。又禁止饮酒、杂戏、弃农经商的人。垦田数额大为增加。

太子拓跋晃为政精明，洞察细微。中常侍宗爱却是个性格阴险暴躁的人，有很多违法行为，因此，太子拓跋晃很讨厌他。

因给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很受太子拓跋晃的宠信，都掌握不少权力，并且都跟宗爱这个宦官不能和睦相处。

宦官宗爱恐怕自己会被仇尼道盛等检举揭发，于是罗织罪名向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控告他们二人有罪，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非常气愤，下令将仇尼道盛等人绑到街市上斩首示众。

宦官宗爱遂谗言离间东宫，先将仇尼道盛，指为首恶，次及东宫官属十数人。魏主拓跋焘竟而将他们一体处斩，害得太子拓跋晃日夕惊惶，而导致成了心疾，没多久就去世了。太是吓不起了。

既而魏主拓跋焘得知太子拓跋晃本就无罪，为此很是感到悲悼，于是追谥拓跋晃为景穆太子，封太子拓跋晃的儿子拓跋浚为高阳王。嗣而又以皇孙世嫡，不当就藩，于是复收回成命。

拓跋浚时年十二岁，聪颖过人，北魏主拓跋焘为此格外钟爱，经常令其陪侍身侧。那个宦官宗爱见魏主拓跋焘经常懊悔，而且晚年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又容易发怒杀人。自恐自己会得罪皇上，被魏主拓跋焘所杀，倒不如先下手为强，杀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保全自己，于是他想了一个计划，做出弑逆的大事来了。

一年易过，苦难下手。

正平二年二月初五（452年3月11日），魏主拓跋焘因饮酒致醉，独卧在永安宫中。

宦官宗爱伺其空闲时机进去永安宫，不知他如何动手，竟而令这英武果毅的魏主拓跋焘，死得不明不白，眼出舌伸。（这种死状估计就是活活掐死的）也是杀人过多的报应。

经过了好多时，始有侍臣入视，看见魏主拓跋焘这般惨状，骇极欲奔，狂呼而出，那时宦官宗爱早就已经溜出外面，佯作惊愕情状，即与尚书左仆射兰延、侍中和疋、薛提等人，商量后事，暂不发丧。

当下审择嗣君，互生异议。和疋以皇孙尚幼，欲立长君，薛提独援据经义，决拟立孙。

彼此辩论一番，尚未定议，和疋竟召入东平王翰，置诸别室，将与群臣会议，立为嗣君。宦官宗爱独密迎南安王余，自便门入禁中，引至柩前嗣位。这东平王拓跋翰及南安王拓跋余。统是魏主拓跋焘之子，太子拓跋晃之弟，拓跋翰排行第三，拓跋余排行第六。宦官宗爱曾经谮告逼死东宫太子拓跋晃，听着薛提立其孙的议论，原是反对，但与拓跋翰亦夙存芥蒂，不愿推立，因而即矫传赫连皇后的命令，（北魏立赫连后），召入兰延、和疋、薛提三人，待他联翩入宫。

兰延等人觉得宗爱的地位低贱，所以他们没有怀疑有诈，全都跟随宗爱的使者进宫，而宦官宗爱事先安排了三十名宦官手持武器在宫中埋伏起来。等兰延等人一入宫，那些宦官各持刀械，一拥而上，吓得三人浑身发颤，眼睁睁的被他们捆缚住，霎时间血溅颈中，头颅落地。

东平王拓跋翰居别室中，还痴望群臣来迎，好去做那嗣位的皇帝，不意室门一响，闯入了许多阉人，执刀乱斫，半声狂叫，一命呜呼！真是冤枉啊。

宗爱即而奉拓跋余即位，宣召群臣入宫谒见，一班贪生怕死的北魏之臣，哪个还敢抗议；不得已向拓跋余下拜，俯首呼嵩。

随即照例大赦，改元永平，尊赫连氏为皇太后，追谥魏主拓跋焘为太武皇帝，授宗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封冯翊王。备述宗爱官职，所以见拓跋余之不子。

拓跋余因越次继立，恐众人心尚未服，特发库中财帛，遍赐群臣。不到旬月，库藏告罄。偏偏是南方兵甲，蓦地来侵，几乎束手无策，还亏得河南一带，边将固守，胜负参半，才将南军击退。

原来宋主刘义隆，听闻魏主拓跋焘已殂，又欲北伐，可巧魏降将鲁轨之子鲁爽，及弟鲁秀复来奔宋，奏称父鲁轨早思南归，积忧成病，即致身亡，臣鲁爽等谨承遗志，仍归祖国云云。

鲁轨乃是先投奔的后秦，后来战乱又而奔投到北魏国的。

宋主刘义隆大喜，立授鲁爽为司州刺史，鲁秀为颖州太守，与其商议北伐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