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反过来，在上面强令要求必须破案的压力之下，要地方官府衙门彻底杜绝一切刑讯手段，无疑有些强人所难。

后世依赖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来约束执法行为，一旦脱离了摄像头的视线，许多事情便难说。

如今的大明，根本不具备那般先进的科技条件，想要完全禁止动用刑罚，在技术层面就难以实现。

与其堵死所有通路，最后执行的时候，却实际上形同虚设，不如适度保留一个缺口。

因此，朱允熥的策略是：允许在经过法部机构的严格审批后，动用刑罚。

对于未经审批，擅自使用私刑的行为，则必将严惩不贷。

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点。

破案的压力，主要施加在官府衙门及其捕快差役身上。

法部机构，包括法科、法房等，他们只负责审理和判决案件，并不承担破案的职责。

案件能否侦破，与他们的考核毫无关联。

但涉及随意动用刑罚，，由法部机构来批准执行，其后果便需要由他们来共同承担。

正因如此，法部的机构在审理案件时，必然会审慎对待，绝不会轻易批准动用刑罚。

更重要的是，一旦地方官府胆敢私自动用刑讯，法科、法房等法部衙门不仅不会包庇，反而会挺身而出，揭露并指证地方衙门的违法行径，以此证明自身的清白。

这无疑将对地方官府形成极为强大的约束力。

再辅以巡回法庭的定期巡查与审理，冤假错案发生的几率将大幅度降低，降至微乎其微。

当然，无论是巡回法庭，还是法署、法科、法房等一系列法部机构，它们虽独立于地方官府衙门之外，却并非独立于朝廷。

只要朝廷有需要，仍然可以法外加刑或者法外施恩。

最核心的目的，是将重要的司法权力，从地方收归到中央朝廷。

法律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因此，在某些特定情境下，并不能死板地拘泥于法条，而应该根据实际的政治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以保持其应有的灵活性。

例如，可以根据时局需要发布特赦令。

又或者，对于某些情节恶劣、影响深远的犯罪行为，施以特别严厉的重惩。

但这种“灵活性”的掌控权，必须牢牢地掌握在朝廷手中，绝不能由地方官府随心所欲地运用。

徐妙锦听完朱允熥的详细阐述，眼中闪烁着由衷的钦佩，赞叹道：“熥哥哥圣明，古往今来无人能及！”

“这些政策一旦付诸实施，必将泽被苍生，惠及千千万万的黎民百姓。”

“官员的贪赃枉法之风将因此得到有力遏制，百姓也将从中受益无穷，福祉绵长。”

她凝视着朱允熥，语气真挚而崇敬：“陛下治国有方，臣妾深感佩服！”

徐妙锦的语调略微一转，又带着一丝俏皮的笑意说道：“倒是臣妾孟浪了，后宫不得干预政事，这可是本朝的铁律。”

“陛下制定这些治国方略，本不应与臣妾商议。”

朱允熥笑了笑，眼中却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倦色，轻声道：“无妨。”

“朕不过是讲给你听听罢了，看看其中有没有什么思虑不周之处。”

他轻轻叹了口气。

“朝廷的诸多大臣，虽个个才华横溢，见识不凡，但实际上，却各自有各自的算计。”

“好的政策，他们未必真心实意地愿意推行。”

“而那些显而易见的弊政，他们也不一定乐意去纠正改善。”

“国策之重，其重逾千钧！”

“其中牵涉到的利益纠葛太多，需要顾及的方方面面实在太多。”

“他们的心中的考量很复杂。”

“若是排除这些位高权重的肱骨之臣，其他朝臣又未必有那样的眼光和洞察力，能够识别出潜藏的弊端，以及政策推行过程中的重重难关。”

他苦笑一声，道出心底的无奈：“很多时候，朕只能独自苦思冥想，独自拍板决定。”

“一身系天下之重，何其艰难！”

随着登基为帝的时日渐长，朱允熥也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了那种“孤家寡人”的滋味。

昔日身为储君之时，他与杨士奇、杨荣、姚广孝等臣子的关系，十分亲近，彼此之间没有什么隔阂。

可坐上九五之尊的宝座，那种天然的距离感便油然而生，将他与昔日的亲信们隔开。

很多时候，他渴望将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尽可能地下放给政务处，让那些专业的官员去权衡利弊，制定章程。

但结果却往往令他不得不亲自介入。

因为朱允熥总会发现，这种放权并行不通。

政务大臣们在制定国策时，会受到各种现实因素的制约。

这其中既有个人的私心杂念，也有平衡朝局与各方利益的深层考量，更有对变革可能引发不良后果的担忧，以及随之而来的承担相应后果与责任的恐惧。

这些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任何一项看似简单的决策，都变得异常复杂。

所有的当权者，都是保守派！

这并非偏激之言，而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即使明知某个政策弊端丛生，急需修订，当权者通常也不会立即主动着手改变。

因为，即便抛开旧政策可能为自身带来的隐秘私利不谈，他们依旧缺乏改革的动力。

毕竟，墨守成规，继续沿用旧有政策，几乎没有任何风险可言。

无论旧政策最终导致何种恶劣后果，也无人需要为此承担责任，一切都可归咎于前朝旧制。

但推出全新的政策，那便意味着决策者必须为可能产生的后果负起全部责任。

从这一角度出发，那些拥有国家政策制定大权的大臣们，自然会竭尽所能地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他们宁愿选择按兵不动，或是在旧有的框架上进行无关痛痒的修修补补，也不愿轻易触动根本。

真正的改革，推行新制度、新政策，往往只有那些刚刚获得擢升，胸中憋着一股锐气，渴望施展抱负的极少数人，才敢于提出并积极主张。

然而，这些热血的改革者，又因为缺少经验，未必都能构想出真正完善且切实的政策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