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同人境遇不同，这些对社会现状不满，抱有进步理想的人，在这些“修正的左翼政党”之中。

或被他们的右倾（投降）思想，诸如放弃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提倡通过议会斗争实现和平过渡至社会主义，乃至社会沙文主义（特定历史时期被纳粹思潮裹挟的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掩盖阶级矛盾的思想）所欺骗。

或被他们的左倾（激进）思想，诸如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同步推进，永远不能停止（必须极化）阶级斗争的口号所冲动。

无法真正的用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自身的进步实践，并因此极为容易受挫。

（对应佐尔格就是，他最早加入的左翼政党是一个持右倾思想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并且讽刺的是，该党本来就是为了反对原本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翼背叛行为而独立出来的。

但是在各种经纬之下，这个党又发生了再次分裂，其中一部分加入了一战后德国的右翼政府，参与了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破坏和镇压，这让包括佐尔格在内的剩余左派党员不得不加入德国共产党。）

而在受挫之后，这些原本初心进步的人，就会面临直指自己本心的考验。

有的会因理想破裂而转向，认为左翼进步都是骗局，然后本能的一屁股坐回保守主义的椅子上，开始对整个左翼，或者他认为已经错位的左翼思潮进行批判，比如乔治?奥威尔。

有的会因现实敲打而世俗，进一步深入乃至改造这些修正的左翼政党，将之极端化或者利益化，以期实现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比如小胡子，比如欧文·克里斯托尔（米国新保守主义教父）

当然极左与极右，速胜与速败，这种思想的左右摇摆几乎是人类的本性，哪怕是很多大佬包括马恩列，在其实践过程之中也出现过大量“错误”。

其中有些“错误”以后世之人的眼光去看甚至十分愚蠢。

所以对于一个真正有理想的人或者希望自己能拥有一份信念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品质，其实正如都有些八股化的官方讣告形容词“久经考验”所描述。

那便是能够始终坚信未来是光明的，能在锚定自身最终目标的情况下，始终愿意去不断依据所遇到的挫折调整自身的实践方式。

这是历史是螺旋上升的这一客观规律，在个人思想上的映射。

只是同样显然，也如“久经考验”修饰的主语往往是“战士”这个在进步话语中意味着的“牺牲者、先锋队”的词语一样。

真的能够在滚滚历史潮流中坚持下来的人，都是战胜了人性弱点的战士。

（对应佐尔格就是，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巨大挫折之后，他并没有像当时的大部分德国左翼一样被裹挟上德国纳粹化的轨道，而是在德国共产党重新找到了新的实践方向，并最终成为一名真正坚定的战士。）

而战士，特别是真正经历过一些挫折的战士，在某些时候总会显得宽容，他们既不会对自己最终未能实现理想而颓废，也不会太在意那些战斗道路上所遇到苍蝇们的嗡嗡。

（对应佐尔格就是，虽然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其思想转变的过程中留下了重重一笔，但对于那些放弃理想乃至背刺自己的人，佐尔格的评价也仅仅是不谈那些人。）

3、卡慕·尼古拉诺维奇·罗曼诺夫事件（本卷第60章-66章）后的部分调查经验

在这次事件之中，薯条旅第一次明确德国魔怔人之中存在外来势力，且这些外来势力不一定会与德国魔怔人达成良好合作（当时一个来自刺客信条时空的圣殿骑士夺舍了一名德国圣殿骑士指挥官）。

当然后续碍于战局紧张，和实在缺乏更多可以入手分析的情报（大部分信息都被没办法的薯条君当炸弹糊给古德里安了）。

薯条旅对于玄学相似的第一次试探性研究其实没什么理论结果，只有简单的现象归纳，即只有有相关性的东西才容易引来外来势力（比如导致卡慕被牵连的是其稀薄的沙皇血脉）。

这也是“爆破弹”会简单的认为已经出现过一次的荒坂集团会是小日子引来的“外来势力”的原因（不管哪个时空的小日子人，在“爆破弹”这样的“传统”东大人眼里，都是日本鬼子）。

当然更实际的原因是作为薯条旅第一次与外来势力交手事件的亲历者，“爆破弹”对于在那次短暂的冲突中击杀的荒坂集团杀手记忆犹新（毕竟是干掉的第一个日本鬼子）。

在薯条旅本身并没有找到荒坂集团杀手的出现与德国魔怔人的行为有任何联系的证据，只认为这些杀手是因为“智脑”才出现的时候。

“爆破弹”一直本能的认为这些杀手出现的原因没那么简单。

4、巨大惯性

如果说二战三轴心之间，德意合作还算是有点“法家”思想的传承在的话。

那德日的合作就是纯利益关系了，毕竟双方在一战结束后的关系其实并不算很好。

那时分别作为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双方，不仅事实上在胶州湾交过手（日本在一战期间就已经趁机占领了青岛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权益），也同时形成了“债权关系”（德国控制的亚洲岛屿殖民地战后被划给日本代管。）

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简单的按照德国国内反对《凡尔赛条约》的浪潮来看，双方之间的关系几乎不会好，毕竟小日子又是凶手又是抢占了德国利益的人。

但就像小胡子会觉得是共产党背刺才让德国输掉一样，在种种因素影响下，德国和日本的关系并没有逐渐变差，反而走到了“一起”。

而这些因素之中比较主要的有：

a、日本的亲德倾向

没错尽管小日子在亚洲殖民圈的一部分是从德国人身上来的，尽管小日子的军队（特别是海军）形式看上去很像英国人，尽管在小日子事实崛起的过程中英美投资更多，但在明治维新的历史阶段小日子亲德。

这是因为当时和满清一样寻求改革的小日子“君主立宪”派在欧洲转了一圈后，也和当时的满清一样看上了德国的模式(一战前的德国制度算是近代化制度之中给皇室保留最多权利的模式）。

并且小日子的拧巴心态（主要是脱亚入欧），让其在军国主义最高涨之前对于白人十分尊重。

于是小日子成了少数没有在一战之中虐待德国战俘的国家（虽然有关战俘待遇的国际公约最早甚至能追溯到1864年，但从目前公认的战俘公约是1949年版大家也应该能猜到之前的公约都是怎么个事了）。

其结果就是当一战结束后被关在亚洲的德奥联军（一战时驻扎在青岛约4000人）回到德国之后（1920年），大幅改善了德国舆论对小日子的态度。

PS：这里额外提一点，某些人群喜欢鼓吹德国人的殖民不同于其他西方人，并以青岛被德国人建设的很好，但德国人却没有掠夺走什么作为例子，作者只能表示他们的脑子被驴踢了。

幸好这些年青岛良心德国下水道里面油纸包包着的备件这种公知体文章已经基本消失了。

b、双方都需要国际新秩序

德国想推翻凡尔赛体系，就需要盟友，特别是在亚洲牵制英美苏的盟友，以免像一战一样双线作战还被美国下场摘了桃子。

日本想要在亚洲扩张，但却被英美限制（1922年华盛顿海军条约），并且在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日本和英美关系开始有恶化倾向，日本需要新的西方盟友。

在这种情况下，都认为自身利益被西方“不公对待”，都期望“打破现有国际秩序、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两国，自然在更大的合作框架下，放弃了之前的小矛盾。

甚至对于德国来说，双方在亚洲的殖民地继承，甚至可以看成一种相互合作的接力棒或者说提前但“免费”付出的诚意。

毕竟这些地方已经事实上不属于德国，小日子所希望的也只是德国提供一些控制这些地方的合法性与影响力。

c、客观需求

德国人缺乏战略资源，因此在二战之前都在满世界买，而小日子可以给德国提供橡胶和锡（不少都是从原来德国的殖民地生产）。

相应的小日子也渴望在军事技术上有所提升，德国可以因此可以用一些“过期”技术便宜的从小日子这里获得资源。

这让双方存在客观需求上的战略互补。

d、极端政体的裹挟能力

谈了上面三点，历史和地缘政治较好，或者玩过一些钢丝伪经剧本的读者都会意识到一点。

即似乎或许可能，能同时满足这三点的国家，在亚洲不止小日子，换成东大在一些地方可能更好，那为什么德国人最终选择了和日本结盟呢？

哪怕是考虑所谓意识形态亲近的问题（1936年德日意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东大的光头这个买办也可以学啊？

至于什么纳粹的人种论，小日子在里面也排不上号啊？

而且东大普通人对光头的部队在早期最鲜明的记忆大概就是所谓德械师教导队（1927年开始德国军事顾问团来华的成果）了，这似乎表明光头和德国的合作还可以。

对此作者的认为的答案就只有一条。

那就是小日子的裹挟能力，日本赌国运的习惯，以及一代一代习惯用战争化解国内矛盾的战犯，不仅仅让日本自己不得不在极端路线上越走越远，也让和他有合作的国家都被裹挟。

对于德国来说就是，小日子1931年就赶在德国人准备好之前发动九一八，让德国人战略十分难受，毕竟当时的德国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发动二战。

但小日子先点火却让中苏关系开始缓和（1927年412导致中苏交恶，1929年中东路事件导致双方彻底断交，后面苏联为了远东安定甚至尝试和日本人合作，当然由于双方同样世仇这种尝试很快黄了，然后1931年小日子就给苏联送上了重新和东大合作的台阶，1932年两国外交关系恢复）。

间接让再次从苏联这里获得了很多急需好处的光头（1937年只有苏联对面临侵略的东大伸出了手），有点想捡起来苏联第一次援助国民党时（北伐战争前1924年建立黄埔军校）联俄的路子。

并开始因此对于要价“颇高”还和日本不清不楚的德国人态度产生变化（1937年淞沪会战，尽管是光头自己太废导致失败，但不妨碍其甩锅给德国人指导修建的国防工事，即所谓的“东方兴登堡防线”）。

这直接就让德国人在华的投资的期望回报开始下跌（在德国人视角内就是光头太费拉不堪，打不过日本就算了，连个政策稳定性都没有）。

再加上德国人虽然刚开始觉得小日子抢跑是影响自己备战节奏，但是短时间后却发现小日子抢跑的效果还不错（亚洲的变化给偷偷扩军的德国人吸引了不少注意力）的“妥协”心态。

在战略棋盘上对于亚洲的关注度并没有那么高的德国人就开始在天平上向日本人倾斜了。

当然中途接手这个天平的小胡子（1933年小胡子上台）的“犹豫期”也挺长，其最后彻底切断和光头的联系已经到了1938年了（这一年德国承认伪满洲国，并强令军事顾问团撤走了）。

PS1：1935年3月来华的最后一任德国顾问团长法肯豪森有反纳粹倾向，其给光头提出的建议《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主张东大应用持久战抗敌，同时应将四川省作为抗日的“最后防地”）也极为中肯，但是光头的废物，让这位顾问最后面对小胡子的叛国罪论处威胁，放弃了继续留在中国的想法）。

PS2：上述分析对于解释20世纪20年代初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若干年之中亚洲地缘政治问题属于杯水车薪，仅仅是帮助读者对于德日最终合作其实充满“偶然”有个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