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堂暗卫的首次大规模暗监，选在忽必烈接符后的第七日——这日是东城卫的“月度训练考核”，按章程，忽必烈需到场督查，暗卫们便聚焦考核全程，从“考核准备、过程、结果”三个环节，捕捉每一个可能的“越权迹象”，也记录下忽必烈依规治军的细节，为后续监控奠定基础。

辰时不到，暗卫老赵便已在南城卫茶摊坐定，目光投向卫所训练场——按章程，考核前需“校准弓箭、检查靶场、安排考官”，老赵便记录“辰时一刻，东城卫教官开始校准弓箭，每把弓都试射三箭，调整弓力；辰时二刻，士兵布置靶场，靶心距离按章程设为五十步；辰时三刻，考官到场，为枢密院派来的李都尉，非忽必烈指派”。同时，暗卫老周在粮铺，记录“辰时，东城卫购粮三石精米，士兵说‘考核后加餐’”，查户部批复，确有“考核加餐”的文书，便标注“合规”。暗卫阿青则在北关驿站，关注“是否有其他卫所士兵调动”——按章程，考核仅东城卫参与，若有其他卫所士兵前来，便可能是擅自调兵，阿青守了一上午，未见异常，才记录“无跨卫所调动”。

巳时，考核开始，忽必烈身着深紫锦袍，站在训练场旁的高台上，身边跟着东城卫指挥使王信，无其他随从。暗卫老赵在茶摊，用“账本”背面快速记录：“巳时，骑射考核开始，士兵依次射箭，忽必烈在高台观看，不干预；巳时三刻，一名士兵弓箭脱靶，忽必烈让教官指导，未亲自示范（按章程，忽必烈仅督查，不参与训练）；午时，阵法考核，士兵列‘鱼鳞阵’，王信指挥，忽必烈在旁记录，不时与王信交流，无指令动作。”期间，有一名士兵中暑，忽必烈让人抬至阴凉处，派医官诊治，未擅自调整考核流程，老赵便在记录中写“午时三刻，士兵中暑，处置合规，考核未中断”。

酉时，考核结束，东城卫公示“达标人数”：骑射达标四百二十人，阵法达标四百一十人，总达标率八成八，符合“八成五以上”的章程要求。暗卫老赵便对比自己记录的“实际达标人数”——上午骑射时，老赵数了射中靶心的士兵，约四百二十人，与公示一致；阵法考核时，记录“走位无误者四百一十人”，也与公示相符，便在记录中写“达标率真实，无虚报”。同时，暗卫老周在粮铺，记录“酉时，东城卫来购粮两石，为考核后加餐，与批复一致”；暗卫阿青在驿路，未发现“考核后有士兵擅自离队”，记录“考核后，士兵按原路线返回卫所，无异常”。

入夜后，忽必烈返回王府，暗卫老赵悄悄跟至王府附近，看是否有“禁军将领私下拜访”——按章程，忽必烈不可与禁军将领私下接触，需在卫所或枢密院议事。老赵在王府外的树后守至亥时，只见刘秉忠入府，无任何禁军将领前来，便记录“亥时前，无禁军将领拜访忽必烈王府”。同时，流动暗卫在东城卫附近，核查老赵的记录，发现“训练时长、达标人数、考核流程”均与实际一致，便在“复核记录”中写“驻点暗卫记录真实，无偏差”。

首次暗监结束后，各暗卫的记录汇总至萧虎书房。萧虎逐页翻看，见“考核全程合规，无越权迹象”，指尖在“忽必烈仅督查，不干预”的字样上停顿片刻，对刘七道：“看来他确有遵规之心，可仍需盯紧，不可放松。”刘七点头，将记录归档，准备下一轮的旬报。

粮草是军权的命脉，也是暗监的重点——忽必烈虽无调兵权，却有“统领权”，可接触卫所粮草的日常消耗，若私调粮草用于非军务，或虚报消耗、私藏粮草，仍是越权。白虎堂暗卫便从“账册记录、实际消耗、库存核查”三端入手，细致比对，不漏任何可疑之处。

暗卫老周在东城卫粮铺，每日记录卫所的“购粮明细”：购粮日期、购粮量、购粮用途、户部批复编号，再与卫所提供的“粮草账册”逐笔比对。比如“二月初十，购粮三石精米，用途‘考核备餐’，批复编号‘户字第拾伍号’”，老周会去户部中转站，调取对应的批复文书，看“用途、量、编号”是否完全一致；若卫所账册有“用途模糊”的记录，如“购粮两石，用途‘日常’”，老周便会追问购粮士兵，看是否有更具体的说明，再记录“追问后，为‘士兵日常用餐’，无异常”。一次，卫所账册漏记“购粮批复编号”，老周便在记录中写“二月十五，东城卫购粮两石，漏记批复编号，后补查，为‘户字第拾陆号’，合规”，不因其为小错而忽略。

暗卫需根据“士兵人数、训练强度、日常需求”，估算卫所的“日均消耗量”，再对比账册的“消耗记录”，看是否有差额。南城卫有士兵四百人，按章程，日均耗米一石二斗（每人每日三升），训练日因消耗大，可增至一石五斗。暗卫老赵在茶摊，每日观察“士兵用餐次数、每餐用量”——早餐为粥，每人一碗（约一升）；午餐为干饭，每人两碗（约两升）；训练日加晚餐，每人一碗（约一升），据此估算“训练日耗米一石五斗，非训练日耗米一石二斗”，与卫所账册的“消耗记录”一致，便标注“合规”。一次，南城卫因“暴雨无法训练，改为室内休整”，账册消耗仍按“训练日”记录，老赵便在记录中写“二月二十，南城卫无训练，账册仍按训练日耗米，查原因，为账册员疏忽，已更正，合规”。

暗卫借“送货、路过”等机会，观察卫所粮库的“实际库存量”，与账册的“剩余量”比对。暗卫老周在东城卫粮铺，每月会有两次“送货到粮库”的机会——送货时，老周需将粮袋扛进粮库，放下时，能看到里面的粮堆高度，再对比账册的“剩余量”：若账册写“剩余十石”，粮堆高度约三尺；若账册写“剩余五石”，高度约一尺五，基本吻合。一次，老周送货时，发现粮堆高度比账册“剩余八石”应有的高度低半尺，便悄悄打听，得知是“昨日暴雨，粮堆受潮，压实了些许”，便去查看粮库地面，确有潮湿痕迹，才记录“库存外观与账册有偏差，因受潮，合规”。

此外，暗卫还需关注“非军务用粮”——比如卫所是否将粮草借给地方、是否有士兵私拿粮草。暗卫阿青在北关驿站，曾见一名北城卫士兵，用粮袋帮驿站掌柜装粮，便立刻记录，随后打听，得知是“驿站粮库临时缺货，掌柜向士兵借少量应急，次日便还，有借条”，阿青查看借条，确有卫所指挥使签字，便记录“非军务借粮，有手续，合规”。“粮草无小事，哪怕是借一小袋，也可能藏着大问题，”刘七在给暗卫的指令中强调，“需查清楚每一笔粮草的去向，不可放过任何疑点。”

中都周边的驿路是禁军巡逻的核心区域，也是“越权风险点”——忽必烈若借巡逻之名，擅自调整路线、超量调兵，或与草原部落人员接触，都可能危及中枢安全。白虎堂暗卫便沿着驿路，跟踪巡逻队，观察应急处置，捕捉每一个可能的异常踪迹。

暗卫阿青负责北驿路的巡逻监控，每日辰时，北城卫巡逻队从北门出发，沿北驿路向东驿路接口行进，阿青便扮成“商队向导”，牵着两匹空马，跟在巡逻队后方约半里处，保持视线可见，又不被察觉。他会用“树枝在地上画路线”，记录“巡逻队是否偏离报备路线”：比如报备路线是“北门-北驿路十里岗-东驿路接口”，若巡逻队走到“北驿路十五里岗”，便需记录；若临时调整路线，需看是否有“枢密院批复”。一次，巡逻队走到北驿路十里岗时，发现前方路面积雪，临时改走“旁侧小道”，阿青便在记录中写“巳时，北城卫巡逻队改走小道，查报备，为临时调整，有批复”，同时跟踪小道的终点，看是否仍通向“东驿路接口”，确认无越界后，才放心。

暗卫需在巡逻队出发、途中、返回三个节点，数清人数，确保“十人本”（含一名小旗），无增减。暗卫老赵在南城卫茶摊，每日辰时巡逻队出发前，会以“买饼”为由，靠近巡逻队，数清人数；暗卫阿青在北驿路，会在巡逻队歇脚时，借“递水”之名，确认人数；暗卫老周在东城卫粮铺，会在巡逻队返回时，看是否全员到齐。一次，东城卫巡逻队返回时，少了一名士兵，老周便在记录中写“酉时，东城卫巡逻队少一名士兵，查原因，为士兵在驿站帮忙修马掌，随后归队，有记录”，不遗漏任何人员变动。

暗卫需观察巡逻队是否与“非中枢人员”接触，尤其是草原部落人员、地方官员。暗卫阿青在北驿路，曾见巡逻队与一名“西域商队首领”交谈，便悄悄靠近，听两人对话——商队首领询问“前方驿路是否安全”，巡逻小旗回答“近期无盗匪，可放心通行”，无多余交流，阿青便在记录中写“巳时，北城卫巡逻队与西域商队首领交谈，为路况问询，无异常”；一次，巡逻队与地方驿丞交接“驿路维护记录”，阿青便记录“交接时长、内容，有书面记录，合规”。

若遇盗匪袭扰等应急情况，暗卫需观察忽必烈是否“依规响应”。接符后的第十日，东驿路发生“小股盗匪袭扰（五人，抢商旅物资）”，暗卫老周正在东城卫粮铺，立刻锁上铺子，扮成“逃难商贩”，向事发地跑去。他看到忽必烈先派两名斥候去确认情况，随后让人快马报枢密院，申请调两百人；待枢密院批复后，才让东城卫指挥使王信领兵出发，自己则在后方统筹，不直接指挥；处置完毕后，忽必烈又让人写“复盘报告”，提交枢密院。老周在记录中详细写“午时，东驿路盗匪袭扰，忽必烈依规申请调兵，指挥权归王信，处置合规，无越权”。

暗卫还需关注“巡逻后的汇报”——看忽必烈是否按章程，将巡逻情况、应急处置记录，及时报枢密院。暗卫老赵在南城卫茶摊，曾见忽必烈的侍从拿着“巡逻报告”，前往枢密院方向，便在记录中写“酉时，忽必烈派侍从送巡逻报告至枢密院，合规”；暗卫阿青在北关驿站，也见过巡逻队小旗提交“巡逻日志”，确认无遗漏。

忽必烈并非愚钝之人，接符后十余日，便隐约察觉“暗中有人观察”——茶摊老板总在训练时坐一整天，粮铺掌柜对购粮细节问得太细，驿路的“商队向导”总跟在巡逻队后方，这些异常，他都看在眼里，却未点破，而是选择“更严格依规”，用隐忍与务实，应对这场无声的暗察。

忽必烈在东城卫督查训练时，注意到西侧粮铺的老周——往日粮铺掌柜只会在购粮时露面，如今却每日守在铺子里，哪怕卫所不购粮，也坐在柜台后，目光总往训练场瞟；一次，忽必烈故意让士兵“临时调整训练顺序”（按章程，需提前报枢密院，他已私下报备），老周便立刻在账本上写了些什么，随后又有“游学书生”模样的人来粮铺买粮，老周悄悄递了张纸条。“这人不简单，”忽必烈回到王府，对刘秉忠道，“粮铺掌柜的眼神，不是生意人该有的，倒像……细作。”刘秉忠沉吟片刻：“想来是萧大人的安排，暗察罢了，王爷无需慌张，依规行事便是。”

察觉暗察后，忽必烈对“章程”的遵守更严格：训练调整，哪怕是“将辰时骑射改为巳时”，也会提前三日报枢密院，附上“调整理由（如辰时露水大，影响弓力）”；购粮时，会让卫所粮官带上“批复文书”，给粮铺掌柜看，避免误会；巡逻路线哪怕有“一棵倒树挡路”，也会先报枢密院，获批后再调整，不擅自决定。一次，南城卫指挥使张达提议“临时加练骑射，应对upg的驿路巡查”，忽必烈便说：“加练是好事，可需先报枢密院，拿到批复再说，不可急。”张达不解：“往日您在漠南，加练也没这么麻烦。”忽必烈却摇头：“中都不是漠南，规矩更严，按章来，才无错。”

忽必烈还会主动“暴露”一些实务细节，让暗察者看得更清楚，减少猜忌。他在督查训练时，会将“训练记录”放在高台显眼处，让路过的人（包括暗卫）能看到“达标人数、将领评语”；在处理应急时，会让侍从将“枢密院批复”大声念给士兵听，确保所有人都知道“调兵有依据”；甚至在与卫所将领议事时，会选择卫所外的凉亭，不关门，让路过的人能听到“议事内容（如训练调整、巡逻安排）”，无任何隐瞒。暗卫老赵在南城卫茶摊，曾听到忽必烈与张达商议“下月考核时间”，内容与后来报枢密院的“考核申请”一致，便在记录中写“议事透明，无私下决定”。

即便察觉暗卫身份，忽必烈也从未试图“驱赶或收买”。暗卫老周在东城卫粮铺，一次算错粮价，多收了卫所士兵的钱，士兵争执起来，忽必烈恰好路过，却只让粮官“按市价重新算，该退则退”，对老周的身份无半句追问；暗卫阿青在北驿路，曾因跟踪太近，被巡逻小旗怀疑，忽必烈却道：“不过是过往商队，不必多疑，赶路要紧。”刘秉忠曾提议“派人间接提醒暗卫，让他们别太过分”，忽必烈却摆手：“萧大人也是为中枢安稳，咱们依规行事，他们查不出什么，自然会放心。”

白虎堂的暗监持续半月后，首批旬报汇总至萧虎书房——记录显示，忽必烈全程依规治军，无任何越权之举，却也暴露出“暗监流程中的小漏洞”，萧虎与刘七便根据成效与问题，对暗监方案做了优化调整，既确保监控实效，又避免资源浪费。

旬报显示，忽必烈在训练、粮草、巡逻、应急四方面，均严格按章程行事：训练达标率稳定在八成八以上，无擅自加练或减训；粮草购、耗、存与账册一致，无私调或虚报；巡逻路线、兵力与报备完全相符，无越界或接触可疑人员；应急处置依规申请调兵，指挥权归卫所指挥使，无越权指挥。萧虎翻看记录，见暗卫老赵写“南城卫训练时，忽必烈发现士兵弓力不足，便报枢密院，申请派教官指导，无擅自调整”；暗卫老周写“东城卫粮库受潮，忽必烈按流程报户部，申请烘干处理，无自行处置”，不禁点头对刘七道：“他倒真能沉下心依规，看来之前的授权与监督，没白费。”耶律楚材得知后，也道：“暗察不是目的，是手段，若他能一直依规，暗察便可逐渐放宽，省出精力应对草原事务。”

旬报也暴露出暗监的小问题：一是“重复记录”，驻点暗卫与流动暗卫都记录“训练时长”，造成资源浪费；二是“信息滞后”，暗卫发现“粮库受潮”后，需两三日才能核实原因，影响汇报效率；三是“驻点单一”，西城卫（虽非忽必烈统领）与中都城门守卫，暂无暗卫覆盖，若忽必烈与这些部门接触，可能漏查。刘七在梳理时，将问题逐条列出：“重复记录会让暗卫分心，信息滞后可能错过处理时机，驻点单一则有监控盲区，都需调整。”

针对问题，萧虎与刘七制定三项调整：一是“分工优化”，驻点暗卫负责“日常记录”（如训练时长、购粮量），流动暗卫负责“抽查核验”（如随机核对训练达标率、粮草库存），避免重复；二是“信息提速”，在各驻点设“紧急联络点”，暗卫发现问题后，可通过联络点，半日之内将信息递至中转站，无需等旬报；三是“驻点补充”，在西城卫附近设“杂货铺驻点”，在中都城门设“守城士兵家属驻点”（暗卫扮成家属，送衣物），覆盖更多盲区。暗卫老赵得知分工调整后，便专注记录“每日训练细节”，不再纠结“是否与流动暗卫重复”，效率提高不少；暗卫老周在粮铺设了“紧急联络信鸽”，发现“粮价波动”后，立刻用信鸽报中转站，半日便得到回复。

萧虎还决定“按成效调整监控强度”：若忽必烈连续三月无异常，便减少流动暗卫数量，将驻点暗卫的汇报频率从“旬报”改为“半月报”；若出现轻微异常（如漏记批复编号），则增加抽查频次；若出现严重异常（如擅自调兵），则立刻加强监控，甚至暂停忽必烈的统领权。“暗察需灵活，不可一成不变，”萧虎对刘七说，“若他一直合规，仍用重兵监控，反而会让他心生不满，不利于后续相处；若放松监控后他出错，再收紧也不迟。”

调整后的第二日，暗卫阿青在北驿路，用新的“紧急联络点”，将“巡逻队临时换兵”的信息半日之内报至中转站，萧虎阅后，批注“查报备，合规，无需跟进”，效率比之前快了不少。刘七看着新的暗监方案，对萧虎道：“这般调整，既省了力，又不影响实效，当是最好的平衡。”萧虎却仍望着窗外的暗卫身影，轻声道：“平衡易，长久难，还需盯紧些。”

夜色再次笼罩中都，白虎堂的暗卫们仍在街巷、驿路间穿梭，他们的身影藏在茶摊、粮铺、驿站的灯火后，记录着每一个寻常又不寻常的细节，守护着中都的安稳，也见证着忽必烈在“依规”与“野心”间的隐忍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