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卷附虎卫的“月度监督记录”（需按日期排序，每一页都需监督长签字）；粮草卷附户部的“粮草核验单”（需加盖户部印）；巡逻卷附驿路官员的“巡逻确认书”（需每段驿路的官员分别签字）；应急卷附将领的“复盘意见”（需将领亲笔书写，不得代笔）。忽必烈发现“东城卫的巡逻确认书缺少一段驿路官员的签字”，便立刻派侍从快马去驿路官员驻地补签，来回奔波两日，才补全附件。他对侍从道：“附件是报告的佐证，缺一份便可能通不过核验，即便多跑几趟，也要补全。”
筹备期间，忽必烈常因“细节是否完美”失眠：夜里辗转反侧，担心“训练数据虽真实，却低于中枢预期”；清晨早早起身，去卫所查看最后一次训练，怕“临了又出纰漏”。刘秉忠察觉后，劝道：“王爷已做到细致至极，中枢看的不仅是数据，更是态度——只要真实、规范，即便有小瑕疵，也会认可。”忽必烈深吸一口气，取出《元史?蒙哥本纪》，翻看蒙哥当年的治军疏，见其中也有“达标率未达九成”的记录，心中稍安，对自己道：“务实便好，无需苛求完美。”
忽必烈提交首次季度治军报告的当日，枢密院的核验过程既按规范流程推进，又暗藏“细节博弈”——忽必烈试图通过“详实记录”展现实绩，核验组则通过“严格核对”把控风险，每一个数据的确认、每一份附件的查验，都体现着中枢与宗室之间“信任与制衡”的微妙关系。
三月末最后一日正午，忽必烈亲自捧着报告，带着刘秉忠，准时抵达枢密院。报告用青色绫缎封面，装订整齐，附件用木盒盛放，排列有序。忽必烈将报告递与耶律楚材时，特意说明：“报告中训练卷的‘南城卫骑射达标率八成七’，附虎卫三次抽查记录；粮草卷的‘三月消耗米四百二十石’，附户部每笔拨付的凭证；应急卷的‘东驿路盗匪处置’，附参与将领的复盘意见，均真实可查。”这番主动说明，既显坦诚，也引导核验组关注“报告的详实性”，耶律楚材点头：“王爷费心了，我们会仔细核验。”
核验组当场核对“报告与附件的一致性”：耶律楚材翻至训练卷，对照虎卫监督记录，核查“达标率数据是否一致”——报告写“八成七”，监督记录三次抽查分别为“八成六、八成七、八成八”，平均为八成七，一致；枢密院吏员翻至粮草卷，对照户部核验单，核查“消耗是否合理”——三月拨付米四百五十石，消耗四百二十石，剩余三十石，符合“月消耗不超过拨付的九成五”的规定，合理；白虎堂代表翻至巡逻卷，对照驿路确认书，核查“路线是否相符”——报告标注的“北城卫巡逻路线为‘北门-北驿路-东驿路接口’”，确认书与之一致，相符。初步筛查无问题，核验组接收报告，出具“接收凭证”。
深入核验聚焦“数据真实性与实务合规性”：训练卷方面，核验组找来南城卫十名士兵，当场测试骑射，八人达标，与“八成七”的整体达标率基本一致，确认“数据真实”；粮草卷方面，核验组核查卫所粮库，剩余米三十石，与报告记录一致，确认“消耗合理”；巡逻卷方面，核验组派暗卫实地核查巡逻路线，发现“北城卫有一段路线因结冰临时调整，报告中已注明，且附驿路官员确认”，确认“调整合规”；应急卷方面，核验组询问参与东驿路盗匪处置的将领，将领所述“响应时间半个时辰、调动两百人”与报告一致，确认“处置合规”。
核验组出具“合格核验报告”，认为“报告数据真实、记录完整、附件齐全，符合规范”，萧虎在报告末尾批注：“治军务实，记录详实，望继续保持，后续需加强东城卫阵法训练（当前达标率仅八成）。”忽必烈接到“认可文书”与批注后，心中大石落地，立刻召来东城卫将领，传达萧虎的批注：“按中枢要求，增加阵法训练频次，下月达标率需提升至八成五。”将领领命，忽必烈对刘秉忠道：“首次报告合格，既证明了本王的能力，也让中枢看到了诚意，这一步走对了。”
虎卫监督并非“冷冰冰的记录”，而是融入禁军训练、巡逻、应急处置的实务场景，监督人员与忽必烈、禁军将领的互动既有“规范记录”的严谨，也有“务实沟通”的默契，每一个场景细节都展现出“监督不扰实务”的原则，避免引发抵触。
每日辰时，南城卫监督长张诚都会准时出现在训练场上，手持“监督手册”，记录训练情况：士兵列阵时，他会核对“人数是否齐全”（对照卫所签到簿）；练习骑射时，他会记录“达标人数”（用红笔标记）；演练阵法时，他会观察“将领是否按章程指挥”。一次，南城卫将领为提升效率，擅自将“阵法训练时间缩短半个时辰”，张诚当场记录：“三月十二日辰时，南城卫阵法训练缩短半个时辰，未按章程，将领李谦签字确认。”事后，李谦向忽必烈解释“因士兵冻伤，临时调整”，忽必烈便带着李谦找到张诚，说明情况，张诚核实后，在记录旁补充“调整原因：士兵冻伤，已报备驿路医官，后续将补训”，既记录问题，也尊重实际情况。
每月五次的随机跟随巡逻，监督人员会提前告知忽必烈“今日可能跟随某卫所巡逻”，却不告知具体时间，避免“提前准备”。一次，张诚随机跟随北城卫巡逻，巡逻至北驿路结冰段时，士兵提议“绕路走背风处”，将领请示忽必烈后同意，张诚在记录中注明：“三月十五日未时，北城卫巡逻至北驿路结冰段，临时绕路，已报忽必烈同意，附驿路官员确认书。”巡逻结束后，张诚还会与将领沟通：“这段绕路虽合规，但需在下次巡逻前，将调整后的路线报枢密院备案，避免后续争议。”将领采纳建议，次日便提交备案申请。
四月初，东驿路再次发生盗匪袭扰（三人，抢夺物资），忽必烈按流程调动东城卫两百人处置，监督长王恒在场记录：“响应时间：辰时三刻接报，巳时正抵达现场（半个时辰）；调动兵力：东城卫两百人（含五十名骑兵）；处置过程：骑兵包抄，步兵围捕，巳时三刻抓获盗匪；物资追回：被盗茶叶十斤、布匹五匹。”处置过程中，王恒仅记录，不干预指挥，待处置结束后，他才对忽必烈道：“此次处置响应及时、兵力合理，唯需在报告中注明‘盗匪为本地流民，非草原部落所属’，便于中枢判断性质。”忽必烈采纳，在后续报告中补充该细节。
每旬末，监督人员会与忽必烈召开“沟通会”，反馈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听取忽必烈的意见：张诚在沟通会上提出“南城卫士兵冬季训练衣物不足，影响训练效率”，忽必烈回应“已向枢密院申请补充，预计五日内到位”；王恒提出“东城卫巡逻路线有盲区，易遭盗匪埋伏”，忽必烈回应“将调整路线，增加一处巡逻点，明日便落实”。沟通会不指责、不推诿，而是“问题导向”，既解决实务问题，也让监督成为“实务提升的助力”，张诚会后对刘七道：“王爷懂实务、肯改进，监督工作好做，也能真正帮到禁军。”
忽必烈并未将“季度报告”与“虎卫监督”视为负担，而是借这两项规制，针对性补齐全军治军的短板，从“训练、粮草、巡逻、应急”四个维度优化实务，既满足中枢要求，也提升自身统领能力，展现出“在限制中成长”的务实姿态。
根据萧虎在首次报告中的批注（“加强东城卫阵法训练”）与虎卫监督记录（“东城卫阵法达标率仅八成”），忽必烈调整训练计划：东城卫每日增加一个时辰的阵法训练，由禁军教官（枢密院派来）亲自指导；每周进行一次“阵法对抗演练”（东城卫vs南城卫），提升实战能力；每月邀请虎卫监督人员“观摩点评”，根据点评调整训练方法。一个月后，东城卫阵法达标率提升至八成六，超过萧虎要求的八成五，张诚在监督记录中写道：“东城卫阵法训练成效显着，达标率提升，建议继续保持。”
针对虎卫监督中发现的“南城卫粮草记账偶尔混乱”，忽必烈推行“每日记账制”：卫所粮官需每日记录“领取量、消耗量、剩余量”，每笔记录需附“领粮人签字”与“消耗用途说明”（如“辰时训练后消耗米十石，供士兵午餐”）；每周由忽必烈亲自核查粮账，与粮库实际库存比对，确保“账实一致”；每月将粮账副本提前交虎卫监督人员，便于监督人员核对。推行后，南城卫粮草记账零差错，户部核验时评价：“中都禁军粮草管理已达中枢直属卫所水平。”
根据虎卫监督人员反馈的“巡逻盲区”与“临时调整不及时报备”问题，忽必烈建立“巡逻路线动态调整机制”：每季度初，结合季节变化（如冬季结冰、夏季暴雨），制定“基础巡逻路线”，报枢密院备案；若遇临时情况（如道路损坏、盗匪出没）需调整，需在调整后一日内，提交“调整申请”与“驿路官员确认书”，报枢密院与虎卫监督人员；每月末，根据虎卫监督记录与巡逻遇袭情况，优化“下月基础路线”。机制推行后，中都周边驿路盗匪袭扰次数从每月两三次降至零，驿路官员对忽必烈道：“巡逻路线优化后，盲区少了，安全感强多了。”
结合虎卫监督记录中“应急处置偶尔缺复盘”的问题，忽必烈制定“应急处置四步流程”：接报后，第一时间派士兵确认情况（记录“时间、地点、规模”）；调动兵力时，需填写“应急调动申请”（注明“兵力、理由、指挥官”），报枢密院备案；处置过程中，由监督人员记录“响应时间、处置措施”；处置结束后，三日内组织将领复盘，形成“复盘报告”，附监督记录，作为下次训练的参考。流程规范后，应急处置的“响应时间”从平均半个时辰缩短至四刻钟，“处置成功率”达百分之百，萧虎在季度会议上称赞：“忽必烈的应急处置已显章法，可作中都禁军的范本。”
萧虎与中枢重臣通过“季度报告”与“虎卫监督”，持续观察忽必烈的治军实绩与心性，评估从“初始的谨慎限制”逐渐过渡到“适度的认可”，既保持制衡，也给予肯定，为后续可能的权限调整埋下伏笔。
初期，中枢观察重点是“报告是否合规、数据是否真实”；随着忽必烈连续三个季度报告合格，观察维度扩展至“实绩提升幅度”：训练方面，各卫所平均达标率从首季度的八成五提升至第三季度的九成二；巡逻方面，盗匪袭扰从首季度三次降至零；应急处置方面，响应时间从半个时辰缩短至四刻钟。刘七在向萧虎汇报时道：“王爷不仅能按规范治军，还能持续提升实绩，这远超预期。”
中枢通过“监督互动”与“报告反馈”评估忽必烈的心性：面对萧虎“加强阵法训练”的批注，他立刻落实，无抵触；面对虎卫监督发现的“粮草记账混乱”，他主动优化机制，不推诿；面对中枢“暂停部分训练调整权”的警告（第二季度因东城卫未及时报备路线调整），他坦然接受，及时整改。这些信号让萧虎与耶律楚材认为：“忽必烈心性沉稳，懂分寸、肯改进，非急功近利之辈，可适度放宽部分限制。”
第三季度末，中枢对两项限制做了“微调”：治军报告方面，允许忽必烈“季度中可提交一次‘补充报告’，说明重大实务调整（如训练计划变更），无需等到季度末”，提高灵活性；虎卫监督方面，允许忽必烈“对监督记录有异议时，可向枢密院申请复核，无需当场争执”，保障其话语权。同时，中枢发布“表彰文书”，肯定忽必烈“统军务实，中都禁军防卫成效显着，为中枢分忧”，这是首次公开认可，忽必烈接到文书后，对刘秉忠道：“中枢的认可，是下一步争取更多权限的基础。”
萧虎在枢密院会议上对忽必烈的定位是“可控的实务型统领”：“当前阶段，他仍是‘练用爪’的阶段，需继续通过报告与监督规范实务；待其能稳定保持九成五以上的训练达标率，且能独立制定中都禁军年度训练计划，便可考虑‘用牙’的过渡（如参与枢密院军务议事）。”耶律楚材补充：“评估需循序渐进，既不急于放权，也不压抑其成长，让他在规制中逐步积累，方是长久之计。”
“季度治军报告”与“虎卫监督”两项限制的长期推行，不仅规范了忽必烈的治军实务，也重塑了“中枢-宗室”的权力平衡，既避免了宗室领兵的潜在风险，也培养了忽必烈的实务能力，为中都禁军的长期稳定奠定基础，形成“限制促规范、规范促提升”的良性循环。
在两项限制的推动下，中都禁军的训练、粮草、巡逻、应急处置全面规范：训练达标率稳定在九成五以上，阵法、骑射、守城技能均达中枢要求；粮草管理实现“账实一致、消耗合理”，户部无需再派专人核查；巡逻路线动态优化，驿路安全无虞，流民归附者增多（因中都周边安稳）；应急处置流程规范，响应迅速，成为其他地区禁军的范本。枢密院在年度军务报告中评价：“中都禁军在忽必烈统领下，实务能力提升显着，为中枢内卫的稳固做出重要贡献。”
两项限制让中枢对中都禁军的管控“透明化、可控化”：通过季度报告，中枢实时掌握禁军动态，避免“信息不对称”；通过虎卫监督，中枢确保禁军实务合规，避免“权限滥用”。同时，忽必烈通过配合限制、提升实绩，赢得中枢信任，避免因“宗室身份”引发的猜忌，形成“中枢放权有把控、宗室掌权有规范”的平衡。耶律楚材在年度总结中道：“两项限制是‘中枢-宗室’权力平衡的关键纽带，既防宗室专权，也防中枢过度管控，值得推广至其他宗室领兵地区。”
两项限制倒逼忽必烈提升“实务能力”与“规范意识”：从最初“轻记录、重实操”，到后来“既重实操、也重记录”；从最初“对规范不熟悉”，到后来“能主动优化规范”。同时，实绩提升也为他积累了威望：禁军中认同他的士兵增多（因训练有成效、待遇有保障）；驿路官员、地方官府愿与他配合（因巡逻到位、应急及时）；中枢重臣对他的评价从“需观察”变为“可信任”。刘秉忠道：“王爷通过两项限制，既练了‘用爪’之功，也积累了威望，为日后‘用牙’打下了基础。”
中都禁军的两项限制实践，为元代宗室领兵监督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后续，枢密院将“季度治军报告”与“卫所监督”推广至漠北、西域等宗室领兵地区，规定“凡宗室统领禁军，均需按此规范执行”；同时，根据中都的实践经验，修订《大元通制?军政》，新增“宗室领兵监督章”，明确报告与监督的具体条款。萧虎在修订会议上道：“中都的实践证明，规范的监督不是限制，而是保障，既能让宗室领兵有章可循，也能让中枢管控有据可依，是双赢之举。”
此时，至元四十九年已近年末，中都街头年味渐浓，忽必烈的第四季度治军报告已准备就绪，虎卫监督记录中满是“训练达标、巡逻无虞、处置合规”的字样。他站在王府窗前，望着中都的城门，手中握着那半枚虎符，心中清楚：这两项限制，既是中枢的制衡，也是自己的阶梯——沿着这阶梯稳步向上，终将实现“用爪”到“用牙”的跨越，为拖雷系、也为自己，在元代的权力棋局中赢得更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