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守中发现异常需按“三步处置法”：第一步“固证”（用石灰粉圈定可疑区域，拍照绘图——元代用拓印法记录痕迹）；第二步“追踪”（由巴图带驯虎循迹，汉军殿后，保持十步距离）；第三步“通报”（用信号箭或快马报信，信号分“疑警”“确警”“敌袭”三级）。

一次发现界碑旁有刀刮痕迹，赵勇立即让士兵拓印痕迹：“刀痕深三分，宽一寸，是弯刀所留，非我军制式。”巴图检查周边：“有马蹄印，三匹，朝西北方向去了，是境外部落的马蹄铁样式。”他们按流程拓印痕迹、记明位置，回营后立即上报，脱脱据此加强西北境巡逻，成功拦截一股试图越界的小股势力。

对轻微异常（如石堆被动过），则“不动声色”：恢复原状，暗中标记，下次巡守重点检查。赵勇说：“小动静可能是试探，我们装作没发现，才能引蛇出洞。”这种虚实结合的处置，体现边疆治理的权谋智慧。

《界碑巡守日志》用汉蒙双语书写，左侧汉文，右侧蒙古文，由赵勇与巴图共同签字。日志内容细化到极致：天气（“晴，西北风三级”）、碑体状况（“东向碑文清晰，西缝修补处无开裂”）、标记点检查（“三号石堆无变动，虎粪未散”）、异常情况（“无脚印、无刀痕”），最后附“巡守人签名”与“时辰章”（铜制，刻时辰，盖在记录旁）。

张谦负责日志存档，他发明“三色标注法”：黑笔记常规，红笔标异常，蓝笔写处置。每月日志汇总后，抄三份：一份存白虎城议事厅，一份送斡耳朵，一份留巡守队。脱脱抽查日志时强调：“一字一句都要实，将来查案、追责，全靠这些记录。”有次赵勇漏记天气，被脱脱罚重抄日志三遍，从此再无人敢懈怠。

日志还附“季节备注”：夏季记“湖雾大，晨巡需带灯笼”，冬季记“冰面滑，需绑防滑草绳”，这些经验传承让新巡守员能快速上手，确保制度延续性。

为防记录偏差，日志实行“双语核验”：赵勇写汉文后，巴图的通事（翻译）译成蒙古文，两人逐句核对，确认无误后共同盖章（赵勇盖汉军印，巴图盖部落印）。若有歧义，需找第三方文吏仲裁，确保“一书两文，意同字准”。

一次记录“虎粪标记完好”，蒙古文误写成“虎粪被动”，核验时发现，巴图立即更正：“一字之差，可能误导防务，必须严。”赵勇感慨：“双语核验虽麻烦，但能避免误会，咱们巡守的事，容不得半点错。”这种机制既保证记录准确，又强化了汉蒙双方的责任共担。

核验后的日志用“防水封”处理：装入油布袋，袋口用蜡密封，再放入木盒（内垫石灰防潮）。张谦在盒外刻“巡守日志”与编号，按年月存放，形成完整的档案链，为后续防务提供数据支撑。

界碑遇袭的应急信号分三级：“疑警”举青旗（白天）或点青灯（夜间）；“确警”燃狼粪烟（白天，烟直不散）或发红灯（夜间）；“敌袭”发射响箭（带哨音，射程五里）+燃三堆火（品字形，辨识度高）。信号设备由专人保管，士兵李二狗负责检查：“狼粪需晒干，响箭引线要涂蜡，灯油要足，随时能用。”

从界碑到白虎城的信号传递设“接力站”：湖心岛、北岸石崖、城郊烽火台，每站配两名信号兵，确保信号半小时内传到城防营。脱脱演练过应急响应：在界碑处发敌袭信号，城防营在两刻钟内集结完毕，骑兵队按“最短路线”（经石堆标记点）驰援，全程仅用一个时辰，比原计划快一刻钟。

信号兵还要熟记“方位码”：信号旁摆石块，东三西四南五北六，指示敌来方向。赵勇说：“信号不仅要让城里知道出事，还要知道在哪出事、敌人从哪来，才能精准调兵。”

针对界碑遇袭，脱脱制定“三线驰援”方案：主力从白虎城北门出发，走“直道”（经五个标记点，十里，骑兵一刻到）；侧翼从使虎部落营地出发，走“近道”（穿林间小径，八里，驯虎队配合，更快但难走）；预备队从城郊粮仓出发，走“补给道”（可携带粮草、器械，支援持久战）。

每条路线都设“应急站”：备有马料、伤药、火把，站内设“路线图”（刻在木板上，标里程与险要）。骑兵头领帖木儿测试路线：“直道虽远但平坦，骑兵能全速冲；近道需下马牵行，驯虎队开路更合适。”这种分工让驰援效率最大化，主力正面迎敌，侧翼包抄，预备队保障后勤。

脱脱还在界碑附近设“隐蔽掩体”（巨石后、密林内），供巡守队遇袭时暂避，掩体藏有信号箭、干粮、水，可坚持到援兵来。他对士兵说：“界碑重要，但人命更重要，先自保，再报信，援兵必到。”这种务实的调度，既重防务又惜兵力，体现边疆治理的平衡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