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9章：史笔同（至元二十五年?和林史馆）

和林史馆的铸铁书架按“左北右南中西”排列：北侧列蒙古文典籍，《脱卜赤颜》（蒙古秘史）用狼皮装订，每叶边缘钤千户合印；南侧存汉地文书，《金史》《辽史》的竹简编绳用朱砂浸染，与南宋临安府刻本比对无误；中西放波斯文史料，《世界征服者史》羊皮卷盖伊尔汗藏书印，旁附八思巴文译注。“蒙古史官掌游牧事，”翰林学士承旨耶律铸对修撰官道，骨签点过《太祖纪》草稿，“汉人笔吏校中原典章，”案上的《农桑辑要》抄本标“至元十年刊”，“波斯文士理西域载记，”星图译稿的骑缝章是蒙汉波斯三文合印，“三方史料需互证，”他的验史镜照过《元史》草本，镜中显形不同文字的记载重合处，“缺一不可入卷。”

忽必烈的手指抚过架顶的铸铁史格，格分“本纪”“志”“表”“列传”四栏，栏沿刻“至元二十五年史馆造”，含硫量二分二厘——与和林符牌库的基准完全一致。“中统三年设史馆时，”他忽然道，案上的《修史凡例》记着“只用蒙古文编年纪事”，“因缺汉地方志，”凡例旁贴着汉人史官的补注“漏载江南水利”，“导致前史偏颇，”他的目光扫过正在誊写的史官，“今日多文并纂，”指尖点过蒙古文《亲征录》与汉文《宋史》的叠放处，“需让草原的箭与中原的笔，”在同一卷册相遇。

史馆的修撰们按“蒙三汉三西二”编班：蒙古史官帖木儿校订《太祖纪》，用回鹘式蒙古文补录“十三翼之战”细节，每则记事需附千户所的兵籍残卷；汉人修撰王恽编纂《地理志》，州县沿革需与至元二十三年的税册核对，山川名称注蒙汉双语；波斯文士拉施特整理《西域传》，对照《伊尔汗天文表》标注西域诸城方位，骑缝处盖“史馆同修”印。“蒙古笔侧重‘征伐’，”耶律铸展开分工册，“汉人笔详载‘治道’，”波斯笔补记“商路”，“三者权重均等，”他的铁尺量过各部分篇幅，“合‘文武兼修，中外共载’之制。”

忽必烈翻看《艺文志》草稿，蒙古文《萨迦格言》译本与汉文《授时历》序、波斯文《医学集成》提要在卷中并列，篇幅相差不逾十页。“至元二十年修《世祖实录》，”他指着旧稿的偏科处，蒙古军功占七成，汉地政务仅三成，“因史官单族，”案上的《监修录》记着“世祖亲改七处”，“如今多族共撰，”目光扫过帖木儿与王恽的校勘笔迹，“需让弓马与桑麻，”指尖划过重合的朱批，“在同一支笔下，各显其要。”

《世祖本纪》的纪年方式引发争论：帖木儿主张用蒙古“十二生肖纪年”，附“忽里台选汗”大事；王恽坚持依汉地“年号纪年”，标“至元元年”至“二十五年”；拉施特建议增波斯“回历”对照，注“回历683年即至元元年”。“最终折中为三栏并置，”耶律铸呈上定稿，首行蒙古文“鼠年（至元元年，回历683年）”，“每栏间距五分，”他的卡尺量过行格，“栏线用铸铁镇尺压平，”镇尺刻“时同轨”，含硫量二分二厘，“确保翻阅时三历同步对照。”

忽必烈的朱笔落在“至元十三年取临安”条，蒙古文记“羊年秋，拔宋都”，汉文载“十三年十一月，宋主降”，波斯文注“回历681年冬，南家思国亡”，三则记载的时间误差不逾三日。“去年修《定宗纪》，”他忆及那时的混乱，蒙古史官记“牛年卒”，汉人史官考“淳佑四年薨”，相差两年，“因无对照，”案上的《考异录》记着“征西域老兵证词定谳”，“如今三历互证，”朱笔圈出重合处，“时间便不会说谎。”

《刑法志》的编纂现场争执不休：帖木儿主张收录《大扎撒》“盗马者死”条，附蒙古千户的判例；王恽坚持载入《至元新格》“笞杖徒流”制，注汉地路府的行刑记录；拉施特提议补波斯《伊尔汗法典》的“契约法”，供西域参照。“最终按‘域分述，制归总’编排，”耶律铸展示定稿，首列“中枢法”（如《大元通制》），次分“蒙古部法”“汉地民法”“西域商法”，“每则条文需三方史官画押，”押缝章为“法同源”，与和林刑部的印鉴同制。

忽必烈对比《食货志》中的“五户丝制”与“两税法”：蒙古文“每五户输丝一斤”与汉文“夏税秋粮”的折算表，经拉施特用波斯“迪尔汗”换算后，税负均等。“至元十六年的《税志》，”他指着旧稿的偏颇，蒙古牧税详而汉地税目略，“因志书单详一族，”案上的《民怨录》记着“江南税吏舞弊”，“如今并录互校，”指尖划过帖木儿与王恽的共同批注，“典章便难藏私。”

《列传》草稿的取舍引发激辩：蒙古史官力主为“西征功臣”伯颜单独立传，详述“襄樊之战”军功；汉人修撰坚持为“劝农使”张文谦立传，载其“推广农桑”政绩；拉施特建议补“波斯医官”爱薛传，记其“治疫救民”事。“最终定‘功过不掩，族属不论’，”耶律铸的朱笔圈出入选标准，伯颜传附“屠城争议”，张文谦传注“抑商之失”，爱薛传记“历法之争”，“每篇末附‘三语评语’，”蒙古文评军事，汉文论治政，波斯文谈影响，“合‘春秋书法’之旨。”

忽必烈翻看《耶律楚材传》，蒙古文赞“制礼作乐”，汉文贬“重佛轻儒”，波斯文评“西域通商”，三者在“功在一统”处达成共识。“去年修《阿合马传》，”他忆及争议，蒙古史官讳其贪，汉人史官斥其酷，“因无平衡，”案上的《改稿录》记着“世祖删改五处”，“如今多语并评，”目光扫过交叉的批注，“人物便立体如真人。”

史馆的勘误台按“三本互校”设置：蒙古文底本、汉文译本、波斯文节本并置，每页的天头地脚留“校记”栏，帖木儿用蒙古文注“史源出处”，王恽以汉文标“异同”，拉施特用波斯文写“考证”。“发现《太祖纪》‘灭乃蛮’时间有误，”耶律铸指着校记，蒙古文底本记“狗年”，汉文《金史》载“泰和四年”，相差一年，“最终依畏兀儿文《亦都护传》定谳，”附畏兀儿文残片拓片，“三方签字，方得改稿。”

忽必烈的玉杖轻叩勘误台，台内嵌铸铁信标，与和林藏书库的善本库形成共振。“至元二十二年《地理志》误记‘辽阳行省户数’，”他指着旧档的红笔勘误，因未核税册，多写三万户，“导致颁行后流民误认，”案上的《追责录》记着“史官罚俸三月”，“如今信标联网，”杖尖点过三本重合处，“一字之差，”目光扫过存档的拓片，“便有三证盯着。”

《春秋》笔法的运用引发讨论：帖木儿主张“征伐称‘讨’，叛逆称‘叛’”，如“讨阿里不哥”；王恽坚持“书‘弑’书‘杀’，各如其事”，如“李璮杀主叛”；拉施特建议“西域事依其俗，称‘圣战’者注‘中原谓征伐’”。“最终定‘同事实，异书法’，”耶律铸出示《史书法》，蒙古事用“征”，汉地事用“伐”，西域事用“讨”，“但释义需统一，”注“皆为军事行动”，“避免褒贬失衡。”

忽必烈的朱笔在“襄阳之战”条停顿，蒙古文写“拔”，汉文记“克”，波斯文作“取”，释义栏均标“下城”。“至元二十年修《宪宗纪》，”他忆及那时的偏颇，蒙古文夸“天威”，汉文惜“民命”，“因书法不一，”案上的《监修奏议》记着“更定凡例”，“如今名异实同，”指尖划过统一的释义，“史笔便无偏私。”

翻译局的《译语》手册标注关键术语：“忽里台”对应汉文“选汗大会”、波斯文“????”（会议）；“五户丝”译“每五户输丝”“????????????????”，旁附“每斤丝折银三钱”的换算表。“‘站赤’曾被译为‘驿’与‘????’，”汉人译官李衡道，因涵盖“驿马、文书、税卡”，最终定为“站赤”加双语注，“确保术语的完整性，”他的笔在《译误录》上标注，“去年因译错‘怯薛’为‘卫士’，”导致波斯文士误认“普通士兵”，“如今三语同页，”目光扫过对照栏，“词义便无偏差。”

忽必烈翻看《西域传》的译稿，“撒马尔罕”的蒙古文“????????”、汉文“寻思干”、波斯文“??????”并列，下注“西域大城，产铁”。“译语如桥梁，”他对译官们道，案上的《通译录》记着“世祖亲定三十术语”，“桥歪了，”指尖点过“同词异译”的红笔标记，“史书便会栽跟头。”

孛儿只斤?海都在史馆见习，看着帖木儿用蒙古文誊写“斡难河源头”，王恽以汉文标注“与中原黄河同入大海”，拉施特用波斯文补“西域阿姆河亦归海”。“蒙古的河，汉地的河，”他的习字册画着三条水脉，“都往低处流，”另注“史书中的事，”笔尖在三族记事的重合处画圈，“也往‘一统’走。”

忽必烈见他在圈旁写“理”字，便问：“何理？”海都指着《地理志》的疆域图，蒙古的“岭北”、汉地的“中原”、西域的“河中”，在图上连成完整轮廓。“就像这图，”他的指尖划过边界线，“分开是岭北、中原、河中，”合上书页，“合起来是大元，”忽然明白，史书的多语并录从不是割裂，而是让不同地域的记忆，在同一部史书中找到共通的脉络。

至元二十五年冬至，《大元通史》初稿完成，进呈仪式在史馆举行。忽必烈接过黄绫装裱的定稿，封面钤“国史院印”，扉页列修撰名录：蒙古史官五人、汉人史官五人、波斯文士三人，姓名按“蒙汉西”序排列，骑缝处盖三方合印。“此史非一族之史，”他的朱笔在“凡例”页写下“史笔同，则人心同”，墨汁用漠北松烟与中原朱砂混合，“是草原的弓、中原的笔、西域的秤，”目光扫过肃立的史官，“共同写就的家史。”

耶律铸将定稿的铸铁模子封存，模子的含硫量二分三厘，与和林符牌库的基准一致。“此模可刊百部，”他的声音，“一部存蒙古万户府，”一部藏汉地中书省，“一部送波斯伊尔汗，”他的手指划过模子的“同文”二字，“让后世知，”目光望向窗外的和林城，“大元的一统，”声音庄重如钟，“不仅在疆域，更在史笔。”

当暮色笼罩史馆，海都的习字册最后一页，画着史官们共同署押的场景：蒙古文的狼毫、汉文的毛笔、波斯文的芦苇笔，在同一卷史书上落下字迹。他在画旁题字：“文异史同”，字迹里的漠北松烟与中原朱砂，在烛火下泛着柔和的光——就像这部《大元通史》，看似分了蒙古文、汉文、波斯文，实则被同一股“统绪”牵引，在至元二十五年的冬夜里，成为照亮后世的制度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