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孩子们，也在信仰的熏陶下早早懂得了抗争的意义。利默里克的一所地下教会学校藏在面包房的阁楼里，楼梯是用面包箱搭成的，踩上去咯吱作响。孩子们用炭笔在石灰墙上画满了歪歪扭扭的十字架，还有手持利剑的天使——仔细看去，天使的面孔竟是他们熟悉的游击队员模样：有的缺了只耳朵，有的瘸着腿，都是村里牺牲的英雄。

老师布里奇特修女教他们认读盖尔语字母时，总会在石板上写下“信仰”与“祖国”两个词。她讲圣徒凯瑟琳反抗暴君的故事时，会指着窗外英军的岗哨：“暴君或许穿着华丽的衣裳，拿着锋利的刀剑，但天主站在我们这边。”有个叫芬恩的十岁男孩，头发像茅草般蓬乱，却有双格外明亮的眼睛。一次英军突袭学校时，他趁乱将一张记有英军布防的纸条藏在《圣经》的封皮夹层里，那是他前一晚在父亲的酒馆里，借着给英军送酒的机会偷偷画下的。

他抱着《圣经》跑出面包房，穿过三条街，在一座石桥下找到了游击队员。当队员们摸着他冻得通红的耳朵夸赞他勇敢时，他仰起头，露出豁了口的门牙：“布里奇特修女说，保护信仰的人，天主会把他的名字记在天上。”后来，这张纸条帮助游击队成功炸毁了英军的军火库，芬恩的名字也成了孩子们口中的小英雄。

英国殖民当局自然不会坐视信仰成为反抗的旗帜。他们不仅加大了对神职人员的迫害，甚至想出了更卑劣的伎俩——篡改宗教典籍。都柏林的印刷厂里，一批被删改的《圣经》正秘密印刷：“反抗不义”的章节被换成了“顺从掌权者”，“摩西分红海”的故事被改成了“以色列人永远侍奉法老”。他们打算将这些伪经强行发放给爱尔兰人，妄图从根源上瓦解信仰的力量。

但这拙劣的伎俩，反而让爱尔兰人更加警惕。在基尔肯尼的一座修道院图书馆里，修士们连夜行动，将原版的拉丁文《圣经》、圣帕特里克的手稿，还有中世纪传下来的宗教画册，一本本用亚麻布包裹好，塞进陶罐里。七十四岁的院长麦克尔修士，曾在牛津大学研究神学，此刻却跪在菜园里，亲手将陶罐埋进萝卜地。冰冷的泥土沾在他的法衣上，他却像在完成一场神圣的仪式：“这些典籍是我们信仰的根，只要根还在，爱尔兰的精神就不会像枯叶般腐烂。”

他们还在陶罐旁埋了块石碑，上面刻着一行盖尔语：“等到自由的太阳升起，请让这些书重见天日。”后来英军果然搜查了图书馆，只找到几本伪经，修士们假装顺从的模样，骗过了搜查的士兵。可谁也没看到，麦克尔修士藏在袖管里的那片羊皮纸——上面抄着《诗篇》里的句子：“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

信仰的力量，更像一张无形的网，跨越了阶层与地域的界限。出身贵族的天主教徒们，虽住着有护城河的城堡，吃着银盘里的烤肉，却始终与穿粗布衣裳的底层民众站在一起。梅奥郡的伯爵爱德华，祖上曾是英国国王的宠臣，可他却将城堡的地窖改造成秘密粮仓，夜里派管家赶着马车，将燕麦和土豆送往挨饿的反抗者营地。

他的女儿伊莎贝拉，有着一头金色的卷发和白皙的皮肤，本该参加伦敦的宫廷舞会，却总穿着粗布裙子，混在农妇中参加地下弥撒。她利用参加英军将领夫人茶会的机会，装作天真地问：“夫人，为什么最近总看到士兵往西边运大炮呀？”再将套来的情报写在丝绸手帕上，塞进圣像的底座里，由神父传递给游击队。

有次爱德华伯爵劝女儿：“你这样太危险了，我们的爵位和财富……”伊莎贝拉却打断他，指着胸前的银十字架：“爸爸，爵位会被剥夺，财富会被抢走，可信仰不会。在天主面前，伯爵的女儿和拾柴的女孩是一样的。为爱尔兰的自由效力，比任何勋章都更荣耀。”后来她果然被英军怀疑，不得不流亡法国，但她在巴黎建立的情报站，依然为爱尔兰输送着重要消息。

在无数个这样的日夜，信仰如同看不见的丝线，将爱尔兰人的心紧紧缝在一起。他们或许有着不同的职业——铁匠、农民、修士、贵族；不同的身份——老人、孩童、男人、女人，却在同一种信仰的指引下，踩着同一条布满荆棘的路，朝着同一个目标奋进。

当英军的炮火将巴利纳的村庄炸成废墟，幸存者们会在断壁残垣中竖起用树干做的十字架，在旁边搭起茅草棚，继续祈祷，继续播种；当游击队员在贝尔法斯特的巷战中牺牲，路过的面包师会偷偷将圣像塞进他的怀里，让他带着信仰上路；当神父被押上绞刑架，围观的民众会齐声唱起圣歌，让歌声盖过绞索收紧的声响。

这信仰，早已超越了宗教的范畴，成为了爱尔兰民族精神的脊梁。它让人们在最绝望的时刻依然相信希望——就像相信春天总会到来；在最残酷的压迫下依然坚守尊严——就像坚守圣坛上的烛火永不熄灭。正如老神父奥康奈尔在临终前，对着围在身边的游击队员们所说：“天主或许不会直接降下奇迹，不会派天使来挥舞利剑，但他给了我们信仰。这信仰，就是我们自己创造奇迹的力量。”

当爱尔兰的土地上，十字架与绿旗在风中一同飘扬；当晨祷的钟声与反抗的号角在山谷间交织回荡；当老人用盖尔语念着祷词，孩童用炭笔描绘着自由，人们便知道，信仰的光芒已然穿透乌云，照亮了前路。这场以信仰为名的抗争，或许还将经历漫长的黑夜，但黎明的曙光，已在horizon（地平线）上跳动，终将染红爱尔兰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