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术封锁下的“无米之炊”

“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禁运清单对密码技术实施“全链条封锁”，不仅禁止出口加密设备与算法，连示波器、频谱分析仪等基础测试设备也被严格限制。1959年，“103项目”需要高精度示波器（带宽≥10MHz）测试密钥流的统计特性，但国内无法生产，国外又买不到，项目一度停滞。

科研人员采取“土法上马”的应急措施：用多台普通示波器（带宽2MHz）并联，通过相位补偿扩展带宽；用手工绘制“密钥流统计分布图”，替代专用分析设备。戴宗铎回忆：“当时没有计算机，我们用算盘计算序列的自相关系数，几个人算一个星期才得出一组数据。”这种“人工替代机器”的方式，虽效率低下，但确保了研究不中断。

1961年，团队通过香港“中转渠道”购入1台英国产Tektronix545型示波器（带宽10MHz），但设备到货时被拆除了核心部件——这是西方对华技术封锁的典型缩影。直到1964年，国产第一台10MHz示波器（型号ST-10）研制成功，才彻底解决测试设备短缺问题。

（二）资源约束下的“优先级博弈”

十二年规划期，国家科技资源优先向“两弹一星”倾斜，密码研究的经费与人才长期处于“次要优先级”。1958-1962年，电子学领域年均经费为8000万元，其中密码研究仅占8%（约640万元），不足计算机领域经费（1500万元）的一半。经费短缺导致：

设备更新缓慢：数学研究所的计算设备仍以手摇计算机为主，直到1965年才配备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103型）；

实验条件简陋：“103项目”的调试车间冬季无暖气，科研人员需穿着棉衣工作，电子管频繁因低温失效；

人才流失：部分青年学者因研究条件艰苦，转向计算机、半导体等“热门领域”，1960-1962年密码研究团队流失率达15%。

为争取资源，1962年聂荣臻在国防科技会议上特别批示：“密码研究虽不直接产生武器，但关系到武器的有效使用，必须给予必要保障。”此后，密码研究经费占比提升至10%，并优先调配103型计算机用于密钥流分析，缓解了资源紧张局面。

（三）认知差异下的“学科认同困境”

密码学的“隐蔽性”导致其在学术界缺乏认同——规划期的密码研究成果多以“纯粹数学”或“通信技术”名义发表，无法公开标注“密码学应用”，学者的学术贡献难以被广泛认可。1963年，万哲先的《有限域上的典型群》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奖”时，因评审专家不了解其密码应用价值，仅获三等奖，这在当时引发了部分学者的不满。

同时，军事系统与科研单位对密码学的认知也存在差异：科研单位强调“理论严谨性”，主张“先完善理论再推进应用”；军事单位则强调“实战需求”，要求“快速研制能用上的设备”。1961年“103项目”论证时，双方曾因“密钥周期长度”产生争议——科研单位主张“周期应≥10^6，确保理论安全”，军事单位则认为“周期≥10^5即可满足短期通信，应优先缩短研制周期”。最终达成妥协：先研制周期10^5的简化版设备应急，同时推进长周期版本的研究。

这种“理论与应用”的认知差异，直到1964年“103型”加密机在军事演习中成功应用后才逐渐弥合——科研单位认识到“实战需求的紧迫性”，军事单位也认可“理论基础的重要性”，形成了“理论指导应用、应用反哺理论”的良性互动。

四、拓荒成效：学科奠基与国家安全能力的提升

（一）密码学科体系的初步建立

十二年规划期结束时（1967年），中国已构建起相对完整的密码学研究体系：

研究机构：形成“中科院数学所（理论研究）+总参三部某研究所（应用研究）+电子工业部718厂（设备制造）”的协同格局；

理论体系：掌握了序列密码、分组密码的核心设计方法，建立了以有限域、线性代数为基础的理论框架；

人才队伍：培养专职密码研究人员150余人，其中高级职称12人，形成“老中青”结合的梯队；

技术储备：研制出“103型”加密机、汉字动态加密算法等5项核心成果，实现军用有线通信的加密覆盖。

1967年，《十二年科技规划密码学研究总结报告》指出：“经过十二年努力，我国密码学已从完全空白发展为具有自主研究能力的领域，基本摆脱了对外部技术的依赖，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评价客观反映了拓荒的历史成就。

（二）国家安全保障能力的实质性提升

规划期的密码成果直接服务于国防与外交安全，在多个关键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4年原子弹试验：使用基于“103型”加密机改进的“103A”型设备，保障了试验指挥中心与北京的保密通信，确保了试验信息不泄露；

1965年抗美援越：应用汉字动态加密算法，破解了美军AN/PRC-10型电台的通信密码，获取了“美军轰炸计划”等关键情报，为越南防空作战提供了支持；

1966年导弹试验：使用自主设计的序列密码，实现了导弹发射阵地与指挥中心的实时加密通信，保障了试验的顺利进行。

这些应用实践，验证了密码学在国家安全中的核心价值，也强化了国家对密码研究的持续投入。1967年，中央军委在《关于加强国防科技工作的决定》中，首次将密码学与核技术、导弹技术并列，列为“国防核心科技领域”。

（三）长远影响：自主可控原则与军民融合范式

十二年规划中的密码拓荒，留下了两大具有长远意义的遗产：

1.“自主可控”的发展原则

规划期的技术封锁经历，使“自主可控”成为中国密码学发展的核心原则——即密码算法、加密设备、核心元器件必须由本国自主设计生产，避免“卡脖子”风险。这一原则贯穿了后续中国密码事业的发展：1980年代商用密码体系建设、2000年代“国密算法”（SM系列）研发、2020年代量子密码探索，均以“自主可控”为根本导向。

2.“军民融合”的早期范式

规划期形成的“中科院（民）+总参（军）+企业（产）”协同模式，是“军民融合”的早期实践。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资源共享——民用科研机构的理论成果服务于军事需求，军事应用的反馈推动民用技术进步；人才互通——科研人员在军民单位间合理流动，避免人才浪费；风险共担——军方提供需求与经费，科研机构提供技术，企业负责生产，分散研发风险。

1984年成立的“数据与通信保护研究教育中心（DCS中心）”，其组织架构直接借鉴了规划期的协同模式；2019年《密码法》确立的“军民融合发展”原则，也可追溯至十二年规划的实践探索。

结论

十二年科技规划中的密码拓荒，是新中国在敏感技术领域实现“从无到有”的一次成功实践。在冷战封锁、资源约束、认知差异的多重挑战下，中国通过“理论筑基-人才培育-技术攻坚”的系统布局，构建了密码学的学科基础，培养了第一代专业人才，形成了自主可控的发展原则与军民融合的协作范式。尽管此次拓荒仍存在“设备小型化不足”“算法种类单一”等局限，但它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垄断，为后续密码学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

从历史维度看，十二年规划中的密码拓荒具有双重启示：一方面，后发国家在敏感技术领域必须坚持“自主创新”，不能依赖外部援助；另一方面，敏感技术的发展需要“战略耐心”，既要重视理论基础，又要兼顾实战需求，实现“理论与应用”的协同推进。从现实维度看，当前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正重塑密码学格局，十二年规划中“以基础研究支撑技术突破”“以跨域协作应对挑战”的经验，仍为当代网络空间安全战略提供着重要的历史镜鉴。

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挖掘解密档案，还原“103项目”“汉字加密算法”等具体成果的研发细节；同时加强国际比较研究，探讨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在冷战时期密码学发展路径的差异，为当代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丰富的历史参照。

参考文献

一、官方档案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1956-1962年电子学领域规划执行情况报告》，档案编号：K-1-34-08，1963年。

军事科学院藏：《总参三部十二年科技规划专题会议纪要》（第12期），档案编号：GF-1957-12，1957年。

外交部档案馆藏：《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技术调查报告》，档案编号：102-00195-01，1955年。

电子工业部档案馆藏：《103项目定型报告》，档案编号：DZ-1964-103，1964年。

国家密码管理局编：《中国密码工作史料选编（1949-1967）》，北京：金城出版社，2005年。

二、学术专着

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

王扬宗：《中国科学院早期的学术领导与科学规划》，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

《中国密码学发展报告》编委会：《中国密码学发展报告（2010）》，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年。

华罗庚：《数论导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

万哲先：《有限域与典型群》，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年。

三、期刊论文

万哲先：《有限域上的线性递归序列》，《数学学报》，1959年第3期，第215-230页。

戴宗铎：《汉字电报的动态加密方法》（内部论文），《国防通信技术》，1963年第2期，第1-8页。

刘木兰：《我国代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数学进展》，1996年第3期，第201-210页。

赵战生：《密码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2008年第10期，第45-48页。

[美]戴维?卡恩：《破译者：世界密码史》（中译本），北京：群众出版社，1982年。

四、口述史料

万哲先访谈录（200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口述史”项目，档案编号：KS-2005-012。

戴宗铎访谈录（2008年），《军事密码学发展史口述史料》，军事科学院内部资料，2008年。

刘木兰访谈录（2010年），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史资料”，2010年。

103项目团队访谈录（2009年），《电子工业口述史》，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

北京大学1959届“代数专门化”毕业生访谈录（2007年），《北大数学百年史资料》，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