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十一年四月，流求，台北城。

海风带着湿润的咸腥气息，吹拂着这座蓬勃发展的滨海之城。阳光穿透薄雾，洒在整洁的街道上。不同于汴梁的厚重压抑，这里的空气似乎都透着一种轻快与活力。街道两旁，商铺鳞次栉比，招牌幌子色彩鲜明，贩夫走卒吆喝声、顾客讨价还价声、码头传来的号子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曲繁忙却有序的市井交响。

康王赵构一身不起眼的锦缎常服，与作普通富商打扮的陈太初并肩行走在熙攘的人流中。他那双惯于洞察细微的眼睛，此刻充满了难以掩饰的惊奇与探究。他看到的，不是汴梁御街那种被权力威严所规整的繁华，而是一种自下而上、自然生发的勃勃生机。

“这…这里的商户，似乎不怕官差？”赵构注意到，几名臂佩“市务司”徽记的吏员正在巡查街面，与商户交谈时，态度竟颇为平和，甚至带着几分商讨的意味。商户们也并无惧色，有时还会争辩几句。

陈太初淡淡一笑：“在流求，官差不是来‘管’他们的，更多是来‘服务’和维持公共秩序的。商户依法纳税，遵守市容、卫生、防火条例，便可安心经营。市务司若有无故刁难或索贿，商户可直赴‘监察院’投诉，人证物证确凿，那吏员轻则丢职，重则下狱。”

正说着，前方街口一阵小小的骚动。原来是一辆运送鲜鱼的板车不慎侧翻，腥臭的鱼货和冰水泼洒了一地，阻塞了道路。附近一名身着黑色制服、臂章绣着“执法”二字的公人立刻上前，并非呵斥，而是迅速吹响哨子，招呼同伴帮忙扶正车辆，并引导后续行人车马绕行。另有两人拿出工具和备用的木屑、沙土，熟练地开始清理污秽。

“这是‘城市执法队’，”陈太初解释道，“隶属台北府‘执法局’，负责街面秩序、环境卫生、交通疏导等具体事务。他们只有执法权，无权罚款或抓人。若遇需处罚或涉及刑律之事，须移交‘法衙’（法院）处理。”

赵构看得啧啧称奇。在汴梁，此等小事，要么无人管，任由脏乱；要么衙役前来，必是先叱骂索钱，甚至趁机敲诈一番。何曾见过如此各司其职、高效务实的场面？

离开喧闹的市集，陈太初带着赵构来到台北府衙署区。这里的建筑风格简洁实用，不如汴梁衙门威严，却更显敞亮。不同衙署门口悬挂着不同的牌匾：“台北府行政公署”、“台北法衙”、“监察院台北分院”、“流求守备军司令部”…泾渭分明。

“流求的规矩，核心便是‘分权而治，各司其职’。”陈太初在一处茶棚坐下，为赵构斟上一杯清茶，缓缓道来。

“行政权，归各级‘行政公署’。如这台北府，设知府一人，由士绅议会推举、总督府任命，负责民生、经济、教育、建设等一切具体政务。但其权力并非无限，预算需由议会审核，法令需遵循《流求基本法》，其下属官员之考核、任免，也并非他一人说了算。”

“司法权，独立于行政。由‘法衙’系统独掌。法官遴选自精通律法、德行无亏之士，一经任命，非违法失德不得罢免。民间纠纷、刑事诉讼，皆由法衙依据明文颁布的律法审判。知府也好，总督也罢，皆无权对审判结果指手画脚。方才市集若有纠纷，便是由执法队记录后，送交法衙裁决。”

“执法权，归于‘执法局’。他们如同法衙的手足，负责执行法令、维护公共安全秩序，但自身并无审判和处罚之权。抓人需有法衙签令，罚款需依律法定额。”

“军权，独立且单纯。”陈太初指了指远处那座戒备森严的司令部，“流求守备军，只负责抵御外侮与海上剿匪，严禁干预岛内任何政务。军队补给由总督府协调，但军令系统自成一体。”

“最后，便是悬于所有权力之上的利剑——监察权。”陈太初目光扫过那座挂着“监察院”牌匾的建筑，“监察院独立运作，其御史可风闻奏事，有权调查岛上任何官员、任何衙署的贪腐、渎职、违律之行。查实之后，可直接向法衙提起公诉，或通过《流求时报》公之于众。行政长官无权干涉监察。”

赵构听得心神激荡，忍不住问道：“如此…权力分散，岂不会相互掣肘，效率低下？若遇紧急大事，又当如何？”

陈太初摇摇头：“分权非为掣肘，实为制衡，防的是权力滥用，酿成巨祸。至于效率…王爷方才也看到了，街面清理，纠纷处理，比之汴梁如何？各衙门职责清晰，依法而行，反而少了推诿扯皮。遇紧急大事，如台风、瘟疫，则有由行政长官牵头，法衙、执法、军队、监察各派代表组成‘应急联席会’，依《紧急事态法》授权行事，事毕即撤权。非常之时，行非常之法，但亦需受法衙与监察院事后审查，以防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