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已是金秋九月。

这两个月里，汉国方面，南梁的正使庾肩吾与其子庾信、副使周舍等人，并未被限制自由，反而在汉国官员的“热情”陪同下，遍游关中名胜。他们登临险峻的华山，俯瞰八百里秦川；他们徘徊于渭水之滨，凭吊周秦故迹。一路行来，但见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市井繁荣，百姓脸上少见菜色，吏治之清明，法令之有效，让这些来自江南的文人墨客心中暗自惊叹。

然而，每当他们看到那些出身寒微、甚至曾为胥吏的小官，竟能与他们这些士族出身的人同殿为臣，甚至在某些事务上行使权力时，周舍等人便忍不住眉头大皱，私下里多有非议。

“成何体统！胥吏之辈，识得几个字，懂得些许算筹，便可登堂入室，与吾等士族并列？这汉国，终究是少了些礼法规制！”周舍数次在庾肩吾面前愤愤不平。

庾肩吾总是捋着胡须，打着哈哈，用“入乡随俗”、“汉国自有国情”之类的话含糊搪塞过去。他年纪较长，阅历更深，虽也秉持士族观念，但更看重实际。他看出汉国这套制度虽“不合古制”，却行之有效，国力蒸蒸日上。

后来，他索性将周舍等人直接扔在驿馆，自己则带着才华横溢的儿子庾信，频繁出入于长安城内由高官女眷们组织的各种诗会、茶会。名义上是交流文采，实则是借此机会，暗中为儿子物色合适的妻子人选，希望能与汉国新兴的阶层联姻，为家族未来铺路。

私下里，庾肩吾也曾悄悄问过儿子：“信儿，你久在汉王身边，可知此番和谈，汉王底线究竟为何？”

庾信对父亲并无隐瞒，直接了当地回答：“父亲，汉王之意，清晰明确：南梁需交出叛将侯景。只要侯景的人头送到，汉、梁便可罢兵休战，恢复往来。”

庾肩吾听了，微微颔首，脸上露出一丝“果然如此”的神情，他慢悠悠地说：“既然如此，那便更不着急了。为父深知陛下性情，他极重声誉，尤其自诩为仁德之君，庇护天下归附之人。要他交出主动来投的侯景，无异于自毁名声，他是绝不会轻易同意的。我们在此催促也是无用。眼下啊，还是你的终身大事更为紧要。”他虽如此说，但老于世故的他，还是将这个关键信息透露给了副使周舍，示意他传回建康，让朝廷知晓汉国的真实意图，至于如何决断，那就是朝廷的事了。

然而，无论是庾肩吾的“不着急”，还是周舍紧急发回的消息，最终都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这一切，自然都是那位收了侯景重礼的侍中朱异在暗中运作。

所有不利于侯景、可能促使萧衍改变主意的消息，都被他巧妙地拦截、扣压了下来。

---

与此同时，在北齐的邺城，南梁的另一位使者徐陵，面临的局面则要严峻和棘手得多。

他面对的是年轻气盛、手段强硬又心思难测的北齐太子高澄。早在两个月前，徐陵就已将北齐方面提出的核心条件——索要侯景——明确地传回了建康。

可惜，这些至关重要的奏报，同样未能逃脱朱异的黑手，尽数被截留。

徐陵非但没有等到朝廷关于如何处置侯景的指示，反而接连收到了监国太子萧纲（此时萧衍仍在同泰寺“舍身”）一封比一封急迫的催促信。

信中，萧纲以近乎惊慌的语气描述着江北的危局：汉军日夜操练，杀声震天，甚至在京口都能隐约听到，恐怖的氛围吓得京口百姓纷纷南逃，十室九空！更可怕的是，汉将韦孝宽率领的强大水军已经开始在长江下游巡弋，封锁水道，拦截、扣押试图北上的梁国商船，对建康形成了巨大的经济和军事压力。太子在信中焦灼地询问徐陵：结盟之事，究竟何时能够达成？

来自国内的压力如同泰山压顶，让徐陵焦头烂额，寝食难安。他一次又一次地前往皇宫，求见太子高澄，希望能有所转圜。

但每一次，他都毫无例外地被东宫属官面无表情地挡在门外，得到的回复永远是那句冰冷而强硬的话：“侯景何时送来，齐、梁结盟便何时达成。”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就在徐陵一筹莫展、几近绝望之际，使团中一位名叫韦黯的成员（乃南梁名将韦睿之子）提出了一个建议：“徐大使，我听说兰钦将军之子兰京，如今就在太子高澄的东宫中担任厨子，而且似乎因其手艺精湛，颇得太子赏识。我们是否……可以走走他的门路？或许能通过他，让太子再给我们一次陈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