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分局的日子，像拧紧了发条般高速运转，却又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新常态”。

许阳和周正依然是刑侦支队的核心，每日依旧埋首于案卷、线索和审讯之中。

但无论是赵景川局长安排工作的方式，还是某些案件汇报流程上细微的调整，都无声地印证着那次党校学习带来的改变——一些牵涉面可能更广、背景可能更复杂的案子，在启动初期就需要更高层级的报备和斟酌。

方恪临时主持工作期间表现沉稳，将支队打理得井井有条，此刻他交还权柄，态度恭敬依旧，但许阳能感觉到，这位老兄弟在独立处理过一系列事务后，眼神里多了几分过去没有的审慎和全局观。叶帆则依旧是那副技术骨干的专注模样，但在一次关于某个经济案件侦查方向的讨论会上，他破天荒地提出了一个更为迂回、取证周期更长但“更稳妥”的方案，这与许阳习惯的雷霆风格迥异。

许阳没有否定叶帆的方案，只是组织大家进行了更深入的利弊分析。最终，支队选择了一个融合了快速突破与稳健取证的综合策略。决策过程很民主，但许阳敏锐地察觉到，支队内部那种一往无前、锐不可挡的“气”，似乎因为乔健民案后的种种波澜，而变得更加内敛和复杂了。这说不上是好是坏，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转变。

这天下午，许阳正在翻阅一份省厅转来的跨境电诈案件协查通报，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

“进。”

推门进来的是信访中心的主任老李，后面还跟着一个面容憔悴、衣着朴素的中年妇女，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磨损严重的布包。

“许支，打扰了。这位是刘大姐，从邻市过来的，她……她有个案子，想问问我们这边能不能帮上忙。”老李介绍道，神色有些为难，“情况比较特殊，她们当地……好像有点阻力。”

许阳放下文件，站起身：“请坐，刘大姐，别着急，慢慢说。老李，你也坐。”

正巧周正闻声也从隔壁办公室走了过来。

刘大姐未语泪先流，哽咽着从布包里掏出一沓厚厚的材料，大多是手写的申诉信和一些泛黄的收据、合同复印件。

“许队长，周政委，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刘大姐抹着眼泪，“我儿子……我儿子死得冤啊！”

在她的断断续续的叙述中，许阳和周正逐渐听明白了案情。刘大姐的儿子小斌，生前在邻市一家名为“鑫旺”的建筑材料公司做销售。

半年前，公司仓库一批价值数百万的建材莫名失踪，公司报警后，所有证据却离奇地指向了小斌，认定他监守自盗。小斌坚决否认，但在一次被当地派出所传唤问话后，回家途中竟“意外”坠河身亡。当地警方以证据不足为由，对盗窃案迟迟未有结论，对小斌的死亡也认定为意外。

刘大姐坚信儿子是清白的，是被冤枉甚至灭口的。她多次上访，材料递上去却石沉大海，甚至遭到不明人士的威胁恐吓。她无意中从一位远房亲戚那里听说了蓉城新区分局刑侦支队“连副市长都能扳倒”的事迹，这才辗转找了过来。

“许队长，周政委，我知道这不归你们管……但我听说你们是真正给老百姓做主的好警察，我求求你们，能不能……能不能帮我把材料往上递一递，或者……或者跟那边说说，重新查一查？”刘大姐几乎要跪下来。

许阳和周正连忙扶住她。两人对视一眼，眉头都紧紧皱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