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验证，佐藤勇带着通贝里去附近的林地试猎。他搭弓射箭，箭头精准地射中一只正在觅食的野兔，野兔中箭后只跑了十几步，就瘫在地上不动了。通贝里跑过去查看，箭镞上的霊毗草鹿血糊还残留着，野兔的瞳孔微微放大，呼吸已经微弱。“你看，它不是立刻死的，是没力气跑了。”佐藤勇蹲下来，轻轻拨开野兔的毛发，“这草的药性不烈，却能让猎物的筋肉发沉，像裹了层湿棉絮。”

通贝里在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下“箭涂藿血”的步骤：“干燥霊毗草叶研粉，与新鲜鹿血按1:2比例混合，涂于箭镞，狩猎时可削弱猎物行动力，日本长崎猎人实践验证，有效射程内猎物逃逸距离缩短70%。”他还特意标注了鹿血的取用时机：“需在猎物刚死亡时接取，血凝后失效”——这些来自猎人的实操细节，让他越发意识到，民间的“经验知识”，往往比实验室的“理论推导”更贴近真实。

第三卷村落访医：民病显草功

通贝里在山谷待了半个月，除了记录猎人对霊毗草的用法，还跟着佐藤勇去山下的村落走访——他想知道，这草是否只被猎人使用，还是早已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

村落叫“雾村”，因常年被晨雾笼罩而得名。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位妇人正围着一口陶锅煮药，锅里飘出的辛香，通贝里一眼就认出是霊毗草的味道。“佐藤君，她们在煮什么？”他指着陶锅问。佐藤勇笑着说：“是村里的接生婆阿菊，在给渔夫妻子治产后寒——渔夫妻子三天前刚生了孩子，淋了雨，腿冷得不能动，阿菊就用霊毗草煮水给她喝。”

阿菊见他们来，连忙舀了勺药汤递过来：“通贝里先生尝尝，这汤加了生姜和蜂蜜，不辣，还能暖身子。”通贝里接过陶碗，药汤辛中带甜，喝下去后，小腹处隐隐有暖意。“这汤要煮多久？用的是霊毗草的叶还是根？”他问。阿菊指着陶锅里的草药：“用的是春采的叶，比根燥性小，适合产妇；生姜要去皮切片，煮半个时辰，最后加蜂蜜——去年我给村里的稻农妻子治产后寒，喝了七天就能下地插秧。”

他们跟着阿菊去渔夫妻子家，渔夫妻子正靠在炕上，怀里抱着婴儿，见阿菊来，笑着说：“阿菊婆婆，我今天能活动脚趾了，昨天还不能弯呢！”通贝里看着她的腿，虽然还盖着厚被，却能看到她轻轻活动脚踝，眼神里满是欢喜。“这就是实践的力量。”通贝里在心里想，欧洲的医生遇到产后寒，只会开些温性的矿物药，却从没想过用身边的草本，更不会根据体质选择叶或根。

在村里的药铺，通贝里还见到了更细致的用法——药铺掌柜用霊毗草叶研成粉，和猪油调成膏，给一位得了冻疮的小孩外敷。“小孩的皮肤嫩，不能喝药，涂这膏最安全。”掌柜说着，掀开小孩的袖口，之前红肿的冻疮已经消了大半，只剩下淡淡的红印，“涂了三天，就不肿了，再涂两天就能好——这是我祖父传的方子，霊毗草粉加猪油，既能驱寒，又能润肤。”

通贝里把这些病案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按“猎人用（泡酒、涂箭）”“产妇用（煮水加姜蜜）”“小儿用（外敷膏）”分类，每类都标注了材料、步骤、见效时间。他对比林奈的植物分类手册，发现手册里只关注植物的形态、花期，却忽略了“用途”“用法”这些最关键的实践信息——而这些信息，恰恰是草本真正的价值所在。

离开雾村时，夕阳把村落染成了金色，村民们正围着篝火唱歌，歌声里提到了“三枝九叶的仙草”。通贝里问佐藤勇歌词的意思，佐藤勇翻译道：“汉拿山来的仙草，三枝九叶带金光，泡酒能暖老寒腿，煮水能救产后娘，涂箭能捕山中兽，百姓靠它保安康。”通贝里把歌词抄在笔记本的末尾，心里忽然明白：这段东方草本的记录，终将成为连接欧洲植物学与东方实践智慧的桥梁。

第四卷着录初成：田野补典籍

安永四年的冬，长崎港的雪落了第一场，通贝里的标本箱里，已经装满了霊毗草的干标本、浸泡在米酒里的根茎，还有厚厚的笔记本——上面记满了猎人的经验、村民的病案、采制的细节，甚至还有那首雾村的民谣。

他坐在租住的小屋，对着烛光整理笔记，开始撰写《日本植物志》中“霊毗草”的条目。开篇先描述形态：“多年生草本，生于日本长崎阴湿山谷，茎细而坚，叶呈三出复叶，边缘具细锯齿，叶背具金色斑点，花期夏季，花小而淡紫。”这部分遵循林奈的分类体系，却比以往的记录更细致——他特意标注了“叶背金斑为鉴别特征，阳坡生长者金斑淡，药性弱；阴坡生长者金斑浓，药性强”。

接下来的“用途”部分，是通贝里最用心的地方，他没有像传统植物学那样只写“未知”或“可能药用”，而是详细记录了田野实践：“其根、叶均可入药，冬采根为佳，春采叶次之。根切片，以长崎浊米酒浸泡七日，可治寒痹、增体力，成人每日饮一小杯，七日见效；叶研粉与鹿血混合，涂于箭镞，可削弱猎物行动力；产妇产后寒，以叶煮水，加生姜、蜂蜜，温服七日，可缓解腿冷；小儿冻疮，以叶粉与猪油调膏外敷，五日可愈。”

他还特意加了“注意事项”，这在欧洲植物学着作中极为罕见：“采制禁用铁器，以免伤药性；阴虚者慎用根，可用叶替代，加蜂蜜调和；鹿血需新鲜取用，血凝后失效。以上皆源于日本长崎猎人佐藤勇、雾村接生婆阿菊等民间实践者的经验，非理论推导。”

通贝里的学生约翰（随他一同东渡）来看他，翻到笔记本上的条目，惊讶地说：“先生，您这记录太详细了，连‘用竹刀采根’‘选浊米酒’这样的细节都有，林奈先生的《植物种志》里，从来没有这样的写法！”通贝里笑着说：“林奈先生教我们‘观察自然’，可自然不仅是植物的形态，还有人类与植物的互动——这些民间的实践，是比书本更珍贵的知识，我不能把它们遗漏。”

他还在条目末尾加了段“按语”，这是对欧洲植物学传统的突破：“东方草本的价值，往往不在于实验室的分析，而在于世代相传的实践。霊毗草的用法，是日本百姓在与自然的相处中摸索出来的，它们没有被记载在典籍里，却活在猎人的箭囊、村民的陶锅、接生婆的药箱里。这种‘实践先于文献’的智慧，值得欧洲植物学界学习。”

窗外的雪还在下，通贝里把写好的条目抄了一份，寄给远在瑞典的林奈，信中写道：“我在东方发现的，不仅是一种新的草本，更是一种新的认知方式——植物的真理，在田野，在民间，在每一个与植物共生的人的手里。”他知道，这篇关于霊毗草的记录，终将改变欧洲人对东方草本的认知，也让“实践智慧”在植物学中，拥有了应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