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宠镇守淮南期间，最经典的一战便是“合肥新城之役”。
太和六年（232年），孙权亲率十万大军进攻合肥，试图突破曹魏的东南防线。
当时，合肥旧城位于地势低洼之处，易受洪水侵袭，且不利于防守。
满宠早已预见这一隐患，在任后便力排众议，在合肥旧城西北三十里处修建了“合肥新城”——新城位于高地，视野开阔，易守难攻，且远离淮河，可避免洪水威胁。
当孙权大军抵达合肥时，发现面对的并非熟悉的旧城，而是一座全新的坚城，顿时陷入被动。
孙权试图率军强攻新城，却被满宠早已部署好的守军击退；随后，孙权又想绕过新城，直接进攻寿春，满宠却识破了他的计谋，派数千骑兵突袭吴军的后方补给线，烧毁了吴军的攻城器械与粮草。
吴军久攻不下，又面临补给短缺的问题，士气低落，孙权无奈之下只得撤军。
此战后，满宠修建的合肥新城成为曹魏抵御东吴的“钢铁堡垒”，此后数十年间，东吴多次进攻淮南，却始终未能突破新城的防御。
除了“筑城御敌”，满宠在淮南的防御策略中，还体现出“以攻为守”的智慧。
青龙元年（233年），孙权派将领孙布诈降，试图引诱曹魏扬州刺史王凌出兵，再设伏歼灭魏军。
满宠识破了孙布的诈降计，多次劝阻王凌出兵，王凌却不听，坚持率军前往接应。
满宠无奈之下，只得亲自率领一支精锐部队，提前赶到吴军的伏击地点，设下反伏击圈。
当吴军以为即将歼灭王凌所部时，满宠的军队突然杀出，吴军猝不及防，大败而逃。
这一战，不仅粉碎了孙权的计谋，更让满宠“料敌先机”的名声传遍东吴，此后东吴将领对满宠多有忌惮，不敢轻易在淮南发起攻势。
在淮南的十余年间，满宠始终保持着“居安思危”的态度：他重视对吴军动向的侦察，常年派遣间谍收集情报；
他关心士兵的生活，时常亲自到军营慰问，与士兵同甘共苦；
他甚至在自己的住所旁修建了一座高台，时常登高观察淮南的地形与军情。
正是这份细致与坚守，让淮南成为曹魏最稳固的边境之一，也让满宠从一位“治世能臣”彻底成长为“封疆大吏”，成为魏明帝曹叡最信任的重臣之一。
满宠的一生，历经曹操、曹丕、曹叡三朝，从地方小吏到封疆大吏，官位不断提升，但他“刚正不阿、清廉自守”的人生底色却从未改变。
在曹魏政权内部，不少官员随着地位的提升而变得骄奢淫逸，满宠却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他的家中没有多余的财物，饮食起居与普通士兵无异；
他从不为自己的家人谋取私利，甚至在儿子满伟成年后，也只是让他凭自己的能力入仕，而非借助自己的权势。
魏明帝曹叡曾多次赏赐满宠，赐予他黄金、绸缎与良田，但满宠大多将这些赏赐分给了麾下的士兵，或是用于修缮防御工事。
曹叡得知后，感叹道：“满宠可谓社稷之臣矣！”（满宠真可谓是国家的栋梁之臣啊！）。
甚至在满宠晚年，因年迈请求退休时，曹叡仍不舍得让他离开，多次挽留，最终只是将他调回洛阳，任命为太尉，让他在朝中辅佐自己，直至去世。
满宠的“刚正”，不仅体现在对权贵的不妥协，更体现在对朝政的直言敢谏。
魏明帝在位后期，逐渐沉迷于修建宫殿，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满宠得知后，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多次上书劝谏：
“如今吴、蜀未平，国家仍需积蓄力量，若过度征发民力修建宫殿，恐动摇国本。”
他的劝谏虽然直接，却切中要害，曹叡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减少了宫殿的修建工程，节省了大量开支。
景初三年（239年），满宠病逝，享年七十二岁。
魏明帝为他追赠太尉印绶，谥号“景侯”，并允许他陪葬曹操的高陵——这一荣誉，既是对满宠一生功绩的认可，也是对他“忠诚不二”的最好褒奖。
纵观满宠的一生，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奇功，也没有流传千古的名言，却能在曹魏政权中历经三朝而不倒，成为“柱石之臣”，核心原因在于他的“适配性”——他的才能与曹魏政权的需求高度契合。
在曹操时期，政权需要的是“严明法纪、稳定地方”的官员，满宠的“刚正”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基层治理的基础；
在曹丕时期，政权需要的是“开拓疆土、抵御外敌”的将领，满宠的“沉稳”让他在伐吴之战中屡立战功，为曹魏巩固了南方防线；
在曹叡时期，政权需要的是“镇守边境、稳定大局”的重臣，满宠的“智略”让他成为淮南的“屏障”，为曹魏赢得了发展的时间。
更重要的是，满宠始终坚守“臣道”——他不结党营私，不贪图权势，始终以曹魏政权的利益为首要目标。
在三国那个“臣择主而事”的时代，不少人因权势而背叛，因利益而摇摆，满宠却始终如一，用一生诠释了“忠臣”的含义。
如今，当我们回顾三国历史时，或许会更多地关注曹操、刘备、孙权等枭雄，或是诸葛亮、周瑜等名臣，但满宠的存在，却让我们看到了曹魏政权稳定的另一重基石——那是无数像他一样，不慕虚名、脚踏实地，以刚正与忠诚守护着国家的“平凡英雄”。
他们或许没有耀眼的光环，却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坚实足迹。
满宠的传记，不仅是一个人的生平，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告诉我们，在乱世中，“刚正”是一种力量，“忠诚”是一种坚守，而“务实”，则是成就一切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