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良家子”之所以积极主动的镇压农民军，其一是因为他们的财产经不起这种大规模社会动荡冲击，一旦发生动乱他们的那点家底很有可能就直接化为乌有，完全没有任何的风险抵抗能力。

所以这类“良家子”非常反感农民军给他们带来的社会动荡，对农民军的仇视这些“良家子”不比那些官绅老爷差多少。

再则，这类“良家子”群体处于两个社会阶层的中间区域，如果不往上再进一步实现阶级跨越的话，那就很有可能跌落到佃农这个更为下层群体中去，甚至是跌落到最底层的流民群体。

所以这些“良家子”也寄希望于通过镇压农民起义来完成这个阶级跨越，而历朝历代的动荡时期，还真有不少“良家子”通过镇压动乱完成了阶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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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明朝在收税的时候，也并非是对这被统治阶层中的各个群体进行无差别的压榨，“良家子”群体虽然也交税服徭役，但都是官府所摊派的合理范围之内的。

因为这大明朝的官绅老爷们也知道那些人是应该被拉拢的，拉拢一小部分压制大部分是自古以来常用的统治方法。

但随着大明朝财政状况的不断恶化，地方上的佃农不断的逃亡税基不断在缩小，官绅老爷们从这帮“贱民”身上刮不出来油水，自然是会将主意打到这“良家子”的身上来。

所以这些年来官绅老爷们也会将一些不合理且超出这些“良家子”承受的赋税徭役摊派到他们身上，以至于搞的不少小地主变富农，富农变中农，中农变佃农，从“良家子”这个群体中滑落为“贱民”。

这一个王朝真正的基础就是这群“良家子”，他们即使也属于被统治阶层中的群体，但他们却是社会秩序的绝对维护者。

因为他们的抗风险抗冲击的能力差，身家性命经不起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所以有的时候这类群体会自发的维护这个社会秩序，主动的依附到统治阶层的身边来寻求庇护。

他们与统治阶层中的官僚集团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只维护这个秩序本身，而站在秩序顶端最高统治者是谁对他们而言就不在乎了。

而一旦一个王朝的“良家子”群体越来越少，“贱民”群体越来越庞大的话，那这个王朝就会产生动荡。

“良家子”在被统治阶层中的占比减少到一定比例之后，那就是这个王朝被颠覆的时刻。

反之，如果一个王朝“良家子”群体越多，那这个王朝就会变的越来越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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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洪承畴在陕西三边刮地皮筹集军费的税收来源，其主要的压榨对象就是这帮在过去帮助官绅镇压农民起义的“良家子”群体。

经过洪承畴这么一番竭泽而渔式的搜刮，这陕西三边的不少“良家子”直接就破产沦落为了贱民。

虽然洪承畴这一波将大明王朝这间风雨飘摇的破屋子的基石给挖掉了不少，但洪承畴成功筹集了镇压高迎祥的钱粮军资。

洪承畴凑齐军费之后，调集了固原总兵左光先、甘肃总兵柳绍宗、新任的临洮总兵曹变蛟、援剿总兵远山西总兵孙显祖。

这四大总兵之外还有固原游击马科、汉中参将唐通、西安副将贺人龙、以及被洪承畴雪藏多年的农民军叛徒游击白光恩。

这白广恩能够被洪承畴放出来独领一军，主要还是托了农民军福，去年农民军在陕西连杀曹文诏、艾万年、柳国镇几员大将，洪承畴这一时之间无人可用，所以就将这个二五仔给启用了。

瞧着洪承畴调动的这些部队那也可谓是全明星阵容，这未来松锦八总兵中的四个都出现在围剿高迎祥的战斗中，这高迎祥那算是非常有面子，能被洪督师如此看得起。

除了这陕西的一群将帅之外，洪承畴还调动了四川的部队，四川总兵侯良柱部、石柱土司兵也被洪承畴征调从四川出兵配合陕西官军南北夹击在川陕交界西乡县的高迎祥贼群。

那些被高迎祥打击的官绅大户家的漏网之鱼，也组织还乡团配合官军进剿农民军，为官军充当向导和耳目。

这洪承畴围剿高迎祥的军事行动与卢象升在江北发动试探性进攻的时间差不多，前后也就隔了个几天时间。

不过这战局的走向则是完全不同，王铁那边因为一场小败仗导致全线崩坏连营俱溃，包括铁营在内的各路义军一仗没打直接全部跑路。

而高迎祥这边则是领着“蝎子块”拓养坤、“满天星”高汝利以及后来从关东返回陕西投奔高迎祥的“射踏天”李万庆、“花关索”王光恩等义军，与官军在川陕交界处的山区中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王铁这边一路流窜了半个月的时候窜到河南去，而高迎祥那边则是与官军在山区中血战了半个月，但最终还是抵抗不过官军的攻势不得不放弃好不容易开辟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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